先秦者，上古三代夏商周及春秋战国之纪也。明前、后七子王士祯、李攀龙等所倡“文必先秦”者，盖谓此矣。
南梁钟嵘《诗品序》云：“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迥矣。”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上古绵渺，人世难详，今考《尚书》虞、夏书，盖为后世所著，非先古之纪文也，是故先秦可考之文，实起于商而盛于周，至孔子而始大焉。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毛诗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子《论语·阳货》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子路》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由是观之，《诗》其修身理政之本、博学广智之源乎？非惟风雅，亦贵致用，后世文典之滥觞者，《三百篇》唯是焉。
《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唯其被于声乐，传之众口，故能罹秦火而得传。
论《诗》者，知《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不知《野有死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者，是不知《诗》；知“静女其姝”而不知汉广之思者，是不知《诗》；知《桃夭》于归而不知《行露》之楚者，是不知《诗》；知《黍离》之悲而不知《小星》之苦者，是不知《诗》；知《硕鼠》之贪而不知“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者，是不知《诗》；“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之思夫，“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叹妇；蒹葭之恋，桑中之期；绿衣之幽思，木瓜之投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诗》之美，较之他物又不同，凡物之初源，无不归于朴拙，始于粗简，而《三百篇》首唱，剧为绝巅，使后世为文者，争相攀跻而莫之能出。
楚之辞，汉唐之乐府，南朝四声八病之繁律，柳永、晏殊之小令，乃至元之杂剧，无不效其体式，谱以声乐，合乎格律。昔孔子论文，“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孟轲之不以辞害意，然后雅颂各得其所；刘勰之执正驭奇者，正则史，奇则野，虽野史奇语，固有精美之处，秉正以驭奇，虽奇诡之文而不出乎正道，故孔子言：“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方春秋之世，洎平王浸微，五霸逐称。八佾舞于诸侯之庭，九鼎失于王殿之上。上下失替，征伐如织，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论语·季氏》篇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于是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明黜陟，征存亡而炳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夫子睿思，经文婉约，时人观之，犹难解颐，况后学乎？幸有夫子同时人左氏丘明者，深得夫子微言，乃究本逐末，创为传体，附实录于篇末，释后世之疑虑。《春秋》得传，左氏之力也。
古者诗文一脉，而后衍为异端，去圣日远，乃见恶紫之夺朱。
诗文即传，注者乃众，若后汉郑康成解诗，效左氏体，以今解古，强为之注，讫于今日，杂说纷然，释虑竟成荧惑，解经反为盘藤，泾渭争流，朱紫并泛，竟不知其谁则。设使郑注成一家之言，诠一己之得，虽未赢夫子三昧，亦可称观史有见，虽多谬误，亦为异见，可填好事者之块垒，自坐于孔门廊庑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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