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的时候，爱过一个摇滚青年。我们在通州租了一间次卧，房间太小，小到除了他的吉他和我的画板之外，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不过单人床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多大的床，甚至不需要暖气——我们是连体的，血肉相连的，彼此流动的血液就足以互相取暖和生存。
贫穷和爱情，这几乎是我对自己混沌青春的全部记忆了。
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们身无分文，穷到搜刮了彼此身上最后的钱，凑起来买了一箱速冻水饺，这一箱速冻水饺，是我们半个冬天的伙食。没钱买烟，于是就用牙签插着烟灰缸里的烟蒂抽。最后，连一张地铁票的钱我们都掏不出来，于是我常为了五块钱坐在我们的单人床上嚎啕大哭。
爱情就是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越是脏乱差就越显得伟大而独特。
去看他演出，看他站在live house的舞台上背光弹吉他，发梢也飞在背后的灯光里，舞台上的一切都是一场狂欢，这场狂欢几乎已经要点燃我的全部。饿肚子我不怕，破衣烂衫也没什么，沐浴液洗头根本影响不了我的快乐，有他就够了。他越穷，我就越爱他，只要是他，他干什么我都不怕。我十八岁的时候爱过一个摇滚青年，这么说其实是不准确的——我十八岁的时候，迷恋过一个摇滚青年，我简直是他的教众，虽说他的教派当时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对这一切都心满意足，并且无怨无悔。那时候我们跟上了发条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和耗不尽的生命力。现在想想，那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想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相爱。
当然也画了很多画，也参加了高考，也考上了大学，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完全不重要。十八岁的我，只要我爱的人也爱我。因此，我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想方设法要他证明他爱我这件事情上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他有了一些粉丝，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他有了小小的成就，他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可我希望他永远脏乱差，我希望他永远都在泥潭里打滚，因为我兵荒马乱的爱情逻辑是，愿意陪他一贫如洗的人只有我，可愿意陪他站在高处的人，太多了。他事业上的起色，是我年轻的爱情感知到的最危险的信号。
我要毁掉着一切，于是我剪了他的琴弦。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当然，如果爱他不算的话。可是剪断琴弦并没有换来他继续一贫如洗，连一次大规模的争吵都没有得到。我当时的逻辑是，如果他愿意和我歇斯底里，那么他爱我。虽说当时没有争吵，但他的反应还是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你高兴了没，高兴了就别再剪了，我还得买新的弦。我想我得到了我要的证据——我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他居然都不发脾气，他真是太爱我了。
于是我换了个思路，不如我好好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有一天要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这样他会对我另眼相看。这是我从主观上对爱情最有利的捍卫了。
二十二岁，我大学毕业，没当上艺术家，进入了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当上了设计师。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可能人真的会在本命年走背字吧。那一年，先是他事业上的瓶颈，作品是有的，可没有能卖钱的，给钱的演出接不到，免费的演出都不找他。最重要的是，他奶奶病危了。他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病危，他最初的世界都坍塌掉了。反正事业也是停滞的，于是他索性放下一切回老家陪老人，想着照顾奶奶，直到奶奶康复，再回北京。可是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来——虽说后来奶奶转危为安，但是始终离不开人照顾，最离不开的就是他。他想着，再多陪奶奶一天，等着北京有了演出消息，再回来。可是陪着陪着，北京就把他给忘了，他也再不舍得离开奶奶了。
他决定留在老家，开个琴行。猝不及防地，他不摇滚了。当时的我认为他这是选择在泥潭里打滚。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希望，可事情真的来了，我就怕了。
轰轰烈烈的日子突然全剧终，意犹未尽的我懵了。我问他，那我呢？
他说，你加油。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后来的日子就过得很快了，我工作，谈恋爱，换了三个男朋友，三个一模一样的人，下班一起吃饭，看电影，情人节会送我玫瑰花，最新款的手机也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我手里。在一起睡觉，我躺在每个人的怀里都会说，我爱你。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还是钻进了生活的圈套，我终于还是向生活顺从了，那些激烈的，绝对的，疯狂的，都是不可多得的，去而不返的，遥不可及的。我，认怂了。我是一个大人了，抱着爱情的棉被，我每晚安睡。
可再也没有那一把吉他以爱情命名，摆在那里，琴弦随我剪断再安上，随我肆意妄为。我应该抱紧这床温暖的棉被，我应该这样生活，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恋爱，直到我变老的那一天。
我的爱情丢了，丢失在这些没有逻辑的“应该”里，丢失在一排又一排的写字楼里，丢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边，丢失在一个又一个男人的面孔间。
去年年底，整理电脑的时候我翻出了我二十岁时的录音。半小时的录音里先是摇滚青年稀疏的吉他声，他闲来无事，在弹琴。接着是一段旋律，再后来加上了他的歌声，歌词是“你睡着的嘴唇好倔强，你是我梦里的小太阳”，整段录音的最后是我的声音，刚睡醒的我起床气发作疯狂地尖叫。我想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痛经，那时候我窝在沙发里不能动弹，他就坐在我旁边开着录音弹琴，后来我睡着了，他弹着弹着，就弹出一首歌来。那一年他带着这首歌演出了几次，又打算把这首歌放进第二张专辑。
可是这些都再也不会实现了。对了，这首歌就以我的名字命名，只是不会再有人听到了。翻到这首歌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一遍又一遍地听我最后的尖叫声，那是年轻的我，永远不会被生活捶打的我，快乐的我。
我想他，并且我承认，分开的这些年，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他的。或者可以说，分开的日子里，每当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我都是仰视过去的自己，像一只鹰，翱翔和俯冲，带着坚硬锋利的喙，而现在呢，我是一只等待投食的鹦鹉，待在笼子里讨着别人的欢喜，日日归置着那些好看的，多金的爱情。
这还是我吗，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思？没有那么多贫穷与绝望，那么多狂喜与幻想，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头破血流，没有爱情，生活到底还有什么意思？
我买了当天的机票，从北京到济南，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家乡。根据二十二岁之前的所有记忆线索，我找到了他。
他没变，和以前一样，戴眼镜，模样清秀，衣着土鳖。
我不敢问他这些年的生活，我想了很久，为了逃避一切未知，最后我决定我们相遇后的第一句话，由我来说。
我说，给我唱首歌。
他呆立原地，一句话都不说。
于是只有我惊慌失措地，唱了《颐和园》里郝蕾唱的那首《蜗牛的家》——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然后他笑了，说，哦，我没谈恋爱，也没结婚。特别摇滚。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跟他在济南生活，那年他开的琴行如今已经是一家小小的音乐培训学校了，我也开了自己的室内装修工作室。我们就是艺术家，生活艺术家，这就是最好的如愿以偿。
今年初夏，我怀孕了，预产期是明年二月，孩子应该和他一个星座。我们把他当年没卖出去的专辑全都摆在婴儿房里面，等孩子懂事了，我们要用后半生全部的时间来给他讲爸爸妈妈当年是有多摇滚。
对了，孩子名字想好了，姓随他的，名叫十八，希望孩子可以永远像我十八岁的时候一样，又勇敢，又天真。
不过说真的，这些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摇滚、勇敢、绝对和热烈，这都是基因，这些早就已经流淌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血液中了吧？真是太好了。
作者介绍：月亮石，绝对偏执相对自由的自由撰稿人。
微博：@月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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