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八十年代末的文学争鸣时代，我赶了末班车。当时我还是个工科学校的学生，对未来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憧憬，只有青春期特有的苦闷和无聊。功课是能敷衍则敷衍，教室是能不去就不去。回忆那个在足球场围棋盘和录象厅里挥霍光阴的大学时代，我唯一宽慰的是我曾读过一些小说和诗歌。在工作后的第一年，我又趁年终休假的两个月狠补了文学课。这些奠定我对文学的基本理解。
在大学时，我读了当时一些名声很响的国内名家的小说和少量的外国古典名著。依照我当时的鉴赏力，我觉得中国的小说真不错，有很多新鲜的写法，奇特的故事和文学观念。与当时我读的外国古典名著《红与黑》、《红字》、《堂吉诃德》等相比，中国小说一点也不逊色。这观点从现在看，大概也不错。但我的比较标准有问题，相隔若干世纪的作品有没有可比性，值得商榷。
工作后，我的文学热情被远离亲人的寂寞唤醒，我买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以及文艺理论书籍，夜以继夜地阅读。我发现我对文学的理解和以前不同了：原来这是个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我所喜欢的国内名家的小说和诗歌都被打上现代主义的烙印。知青文学，乡土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原来都是在现代主义的山坡上挥舞的一面面红旗。象征，意象，隐喻，荒诞原来都是在现代主义的启蒙下进行的文学实验。我追溯现代主义的起源：它的发祥地在西方。我用猎狗般的鼻子追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足迹，看见一个个闪耀星光的名字排列我的面前：左拉，波德莱尔，哈代，艾略特，川端康成，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略萨……尤其后六位影响了我的文学观，给我以巨大的冲击。原来文学是这样的，并不见得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不见得按照我们习惯的写法来写，它们没有照顾我们的阅读习惯，却给我们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回望我喜欢的四大名著，《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竟是那么的古板拘束。曾给我带来新奇感受的知青小说和先锋小说竟是那么的皮相，那么幼稚地搀杂偷学的一星半点的技巧。《穆斯林的葬礼》是那么的亢长琐碎，《白鹿原》也不再震撼我的心灵，《平凡的世界》的叙述是多么呆板没有新意，贾平凹王蒙陈村陈染我曾经是多么热爱，现在已经在我心里蒙灰，戴望舒和徐志摩象个弃妇被我扔到记忆的角落。
我的阅读方向是西方，最近的也是日本，他们的文学是多么纯正，多么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啊。文学理论也是我研读的重要内容，我获得前所未有的充实。我感觉以前读书简直是“猴吃麻花——满拧”，根本分不清优劣。
新千年的钟声敲响，我，一个有文学企图但先天不足又无同好交往的大龄青年，决定即便成不了作家，起码可以以文学品味傲人。和网络中的朋友交流，我发现我下的工夫没有白费，他们的阅读视野是那么的狭窄，对文学的理解又是那么的狭隘。
我将目光瞄准前沿，因为我确信我把握了文学鉴赏的正确思路——理论先行，阅读跟进。我象个熟练的剑客，撕开最尖端文学的面纱，我呆住了：生活的负重和交流的缺失让我又一次误了一班车。当我翻看《2001中国文论选》的时候，我发现我读不懂这些文章。后现代，解构，边缘化，反对释意……每个词我都认识，每个词的意思我都不明白。我翻出我收藏的文艺理论著作，发现以前我曾有意无意放弃阅读一些篇章，篇篇都在阐述这些新概念。按照文章中列举的作品我尽力查找，能买到就买，买不到的在网上看，再结合理论来理解，渐渐有了一些思路。在我自以为了解了文学真谛的年月，我错误的以为我所欣赏的作品都属现代主义范畴，有些理论著作也错误地将之纳入其中来解读。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尝试写的那些小说竟然也有后现代主义的痕迹。这意味着我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浑然不觉。
以前我曾接触过贴着后现代主义标签的诗歌，觉得晦涩难懂，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有些现代主义的诗歌也很难懂，我将它们视为同类了。当时我对诗歌的兴趣已经消退，也就没有深究。
卡夫卡的小说我很早就读过，非常喜欢尊为偶像。当时我是以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他的小说的，书上介绍他是现代主义的鼻祖，他的小说也的确是纯粹的现代主义味道。我读的时候觉得他的小说是很好的小说，但总有读不懂的地方，我以为是中西方的差异，是我和巨人的差距。但现在，我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看，他的作品是后现代的，虽然我们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为后现代的大师，但卡夫卡的作品更具前瞻性的意识，那个二十世纪初可悲羞怯懦弱的小职员已经在一百年前开始领跑，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将过去误读的作品做了回顾，将文学做重新解读，对文学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回顾过去，我的文学史是对文学误读的历史，是一个文学青年痛苦迷茫的野史。可怕的是误读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包括很多专门研究文学的人，有的甚至是学界精英文坛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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