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正文前，我先回答两条问题：1.佛教不崇拜偶像；2.经典必须深信。
答1：对也不对。
“早期佛教僧团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对佛的偶像崇拜，但流行佛陀的遗物和法物崇拜。”（杜继文著，《佛教史》第26页）。早期佛教的无神论思想，也吻合佛陀著名的“做自己的明灯，人人皆可成佛”的主体理论。早期的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反映了大、小乘佛教的最早分歧，大众部普遍的开始神化佛陀，偶像崇拜逐步出现了，佛陀扩展为三世佛、四世佛、七世佛等说，并且出现了“菩萨”概念，“佛在前世的修行，称作‘菩萨行’；实践菩萨行的人叫作‘菩萨’。菩萨入胎作白象行，从母右肋出生。菩萨作为佛的准备阶段，也是神异的。”（杜继文著，《佛教史》第41页）作为大乘佛教思想酝酿成熟的标志，《六度集经》按“六度”次第将菩萨行组织起来；《大集经》则吸取和融合各民族的多神崇拜，彻底改变了早期佛教鬼神不具有特殊威力的观念，其所列神灵囊括宇宙，各领导岗位均有鬼神把持。
我进庙、看经一直头痛鬼神编制太满，记不住啊，佛祖也有同感。佛祖为母说法，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皆来集会，佛祖问文殊菩萨可知数目？“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能尽数。”（《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一品）偶像实在太多了。《法华经》类经典认为“偶像崇拜，包括塑绘和礼拜佛像、建造塔庙、供养舍利，则不但是积累功德的手段，而且也是通向成佛的途径。”（杜继文著，《佛教史》第85页）
唉！“最终，轮子转了完整的一个圈。一开始是反抗礼仪、玄想、恩宠以及超自然的宗教，结果这些却全都强有力地回来了，而且其创始者（就人格神是否存在而论，他是个无神论者）本人就转变成这样的一位神了。”（休斯顿-史密斯著，刘安云译，《人的宗教》，第120页）
答2：绝对错误，深信就是教条主义。佛经量大，多冲突矛盾，要独立的思考，要跳出佛经看佛经。
众所周知没有一本佛经是佛祖亲笔所著，都是后世徒子徒孙所为，千年留下来量实在太大了。“佛教经典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往往是随时随地就以‘如是我闻’的格式在社会上涌现出来。佛教流传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新的经典出现。除了“论藏”部分有作者的署名之外，一切经、律，既无作者，也无真正的制作时间和地点。因此，佛教典籍既多且杂，很难作历史的考察。按佛教自身的传说，流传至今最古老的典籍，也是在佛教产生二三百年之后，由佛教不同派别的僧侣汇集编成的。因此，要判定那些教义是释迦牟尼自己的思想，异常困难。”（杜继文著，《佛教史》第11页）
且各宗各派教义的大小冲突比比皆是，反映在佛经里是矛盾和对抗。即便是一本佛经可能经太多人的修改，读起来会一头雾水。例如《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一品中佛说“大长者子”是地藏菩萨，又说“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第四品中佛说“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又说“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
你怎么理解？我是头蒙。
通过回答两问题我们简要了解佛被神化的过程，直至佛教发展为多神教。那么大乘佛教为什么神化佛陀？神化的后果是什么呢？
答1:大众和统治者都需要。
1.大众的需要。
“大乘的基本特征是力图参与和干预社会的世俗生活，要求深入众生，救度众生，把“权宜”、“方便”提到与教义原则并重，甚或更高的地位。因此，它的适应能力强，包容范围广，传播渠道多，发展速度快，内容也异常繁杂。”（杜继文著，《佛教史》第80页）此话解释了大乘佛教出现原因和其传播特点。
可能除了学习精英，多数人会觉得学习是件艰难的事，佛陀的时代，大众想受教育很难，受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学习时没纸没笔，没空调，条件艰苦，特别是佛陀还要跑到深山老林去深造，更让望而却步，怎么办？大乘的思想就“权宜”了。首先，佛陀是神，蒙昧时代神是比人更能抓住人心的，是神先让人畏三分，敢不听神的话小心点。其次，菩萨是佛的前身，能普度众生，帮助人解脱于苦难，只要你听佛和菩萨的话，就能上菩萨这艘大船到幸福的彼岸，不需你熬灯费蜡去学。神化的佛就这样开始适宜芸芸众生，便于推广了。
2.统治者的需要。
我一直认为，佛陀与尼采曾经历了同样的苦恼，尼采痛苦的总结道:“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遗憾的是尼采没找到答案，疯了；佛陀醒悟后的回答是“做自己的明灯，人人皆可成佛”。此回答直接鼓动人去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站在完善自我的高度去认识世界。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与批判社会同步的，没有批判就无法认识个体间的差异，辨析个体的特点，但特点永远是水平面上的突出物，如果万千佛门弟子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佛”或“已经是佛”，特点突出，那么国王是会睡不踏实的，愚民、使大众成顺民是中世纪独裁社会的特征，“宗教信仰的各种发展趋势逃不出整个社会的基本走向。”（斯蒂芬-亨特著，王修晓、林宏译，《宗教与日常生活》第77页），大乘佛教的“出世靠菩萨”思想极易导向“在世靠领导”，甘当顺民，最终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
阿育王基于利于世俗统治的需要，大力推广大乘佛教，并使大乘佛教走向世界。佛教进入中国后发展迅猛，“佛教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但这种扶植与前统治层把佛教只看作是一种祈福的手段、太平吉祥的象征或争取人才的途径不同，而是进一步自觉地把佛教当成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杜继文著，《佛教史》第165页）
上下共需，非人的佛陀更适合人的需要。
答2：很多后果，最可怕的后果是神化佛陀后培育出的宿命观。
中国人有很强的宿命观，能够对身上的苦难平静地认可和接受，逆来顺受，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勇气和冒险家的精神。其形成和构筑国人思想的儒、道、佛三大体系都有直接关系，三大思想均缺乏自由、平等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独立自我精神。“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均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99页）；道家的“无知”、“无为”思想让人听天由命。佛教，确切说大乘佛教又怎么样呢？试分析大乘佛教是三个主要观点:
1.佛被神化,凡人“成佛”目标不可实现。
佛本意是“觉悟了的人”，如净空法师所言，我们称佛为“本师”，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他和我们之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好了，即是老师，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准就会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机会。但佛成了天上的神，就成了我们可望但不可及的神话，学习的榜样变成了精神的寄托，人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神的，就这样目标被虚化了。
2.菩萨思想，让人觉得个人奋斗没有结果。
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极具消极性，你就是再努力也无法救度自己，只能靠上菩萨的船。完全否定了佛祖提出的“做自己的明灯，人人皆可成佛”积极入世思想，并且修佛之路也离开了“八正道”。例如《阿弥陀经》提出众生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生于由此佛主持的西方净土。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宣讲一天念200遍“阿弥陀佛”，能够不得病。这种消极的被动等待极易让人失去进取精神，培养出“出世靠菩萨，在世靠领导”的奴才思想。
3.慈悲思想，导向寻求帮助和依靠。
佛陀追求的主要品德是智慧，大乘佛教的追求是慈悲，认为“从一开始慈悲就必须优先于智慧。如果一个人不是以立意培养对他人的同情心为艰巨的修炼动机，沉思冥想所产生的个人力量可以是破坏性的。”（休斯顿-史密斯著，刘安云译，《人的宗教》，第120页）此观点是用智慧的方向否定了智慧的价值。
慈悲是个好东西，但它的外向性决定了它只能当“手段”，不能当“目的”，如当成了“目的”，在要求自己对别人慈悲的同时，免不了也要求别人对自己慈悲，慈悲就会等同于寻求帮助和依靠，自己的命运要靠别人的关心，使人失去佛陀提倡的“正业”、“正命”、“正精进”的奋斗精神。慈悲也可视为中国人形成盼“青天”情结的一个重要因素，把个人的幸福、社会的公正统统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善心。
唉！儒、道、佛三大思想体系互相搭配，构筑了国人沉重的宿命观念，使中国的普通大众千百年来思想趋内，谁当皇帝与我无关，甘于压迫，没有主人翁意识。美国人李敦白惊讶于一个被撞死叫李木仙的女孩仅赔付26美元，不及一匹马的价格，并且其家人平静地接受现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功劳之一，就是解除了这些老百姓的宿命论，使他们起来为掌握自己命运而奋斗。”（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43页)
翻身做主人，千万别小看“主人“二字，这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功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