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过年物质太丰富了，不是过年，平时就很丰富，想吃好的随时可以满足。
而我的儿时，70年代，过年才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平时想吃好的，除非家里来了贵客，我们这些孩子才可以沾光。
我的父亲是穷教书匠，师范毕业后去了乡下教书。他清瘦，高度近视，挣工分，完全靠母亲，而到年底我们家总是超支户，因为别人家有男劳力。那一刻我们兄妹几个都特别自卑，过年又不如别人家了。
好在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一到过年远近村庄里的村民拿着红纸排队等着父亲给他们写对联。有的人家写大门写灶壁还有写猪圈的，最后的边边角角的红纸全部用来写“福”。那几天我们家特别忙，家里的事父亲完全帮不上忙，不过那些拿红纸的村民会帮衬着点，有的还带点吃的过来。贴对联是三十晚上，一般人家是由父亲带着儿子，冲点浆糊，贴的屋里屋外一片喜庆。
我们的小村庄有几十户人家，村前有个大水塘，平时可以灌溉农田，过年了就把水抽干，男劳力下河抓鱼。那时没有皮衣皮库穿，都是把裤腿卷得老高，赤脚下到河底，撒网捞鱼。河沿上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鱼抓完了开始分鱼，每户人家都有，鱼根据大小毛估估分量差不多，一摊一摊摊在地上，贴上标有数字的白纸条，每户派一个人去抓阄，抓到什么数字就去找地上的鱼。
磨豆腐也是过年的一大工程，几户人家合伙磨，要有很大的大灶锅。在堂屋架起石磨，一个人放豆，一个人推磨，豆浆就沿着石磨四周流淌下来，下面是一个大木盆，然后是过滤，下锅，锅一开，鲜嫩的豆腐花就出来了。等豆腐磨好了，还有一个工程是开油锅，满满一锅油烧热，把豆腐切成小块，往油锅里一推，油锅顿时就炸开了，慢慢翻滚，炸成油豆腐。油豆腐一出锅，就着酱油吃上一口，香脆味美。油豆腐不仅是过年吃的，还要在中间揣点盐，晒干，留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
杀猪宰羊，还有鸡鸭鹅，这是过年的重头戏。那时候养这些牲畜都是留着过年吃，平时要好生养着。到了年关家家都要宰杀，鸡鸭鹅这两条腿的每家都会杀，四条腿的就说不准了，好些人家到年底卖头猪、卖几只羊过年。杀猪的人家提前就有人预定猪肉了，那是技术活，是专门请人来杀的。小孩子都喜欢围观，然后偷偷跑回家问妈妈家里有没有买猪肉，要是妈妈说买了就很开心，仿佛闻到了肉香，两夹都生津了。要是说没买，就很失望，只好咽口水。
过年了要穿新衣服新鞋子，这一点我们享了妈妈的福。妈妈一双巧手，不仅会缝纫机，还会织毛衣，还会纳鞋底做鞋子。一年到头，妈妈的手从来不闲着，农忙时种地，农闲时针线。她的缝纫技术达到和别人换工分的水平。别人家请她上门做一家老小的衣服，人家把工分按在我妈的名头下。因为给别人做衣服，得了很多零头布，零头布成了妈妈发挥的最好材料。她为我们制作拼图鞋面，制作书包。我们姐妹仨的花鞋和书包都是五颜六色，而且独一无二。长年飞针走线，给她的腰和颈椎带来了疾患，其他没毛病，就是这两处隐隐作痛。
现在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回忆那时过年的光景，回忆父母这一代人抚养我们几个孩子是多么辛劳。回忆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年味是那么浓厚，而今一切都淡了。
年夜饭，那时我们在乡下时兴十大碗，有一碗鱼是不能吃的，每次端出又端回去，就是所谓的年年有余。
压岁钱只有几毛钱，五毛，两毛，压在枕头下，心里美滋滋的。
拜年是大年初一，穿着新衣服去村里各家各户称呼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是谓拜年，接过长辈们的一杯糖茶，兜里装着花生瓜子和糖果，再去下一家。兜里装不下了，赶紧跑回家腾空，再去拜年装满口袋。
初二就要给远路的亲戚拜年，就这样年味在一片欢声笑语里不断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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