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童时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时候的农村文化十分贫乏。所以，人们特别盼望着放电影，那个村子来了放电影的，人们高兴得就像过年过节过会一样。自己的村子要放电影了，家里人总要赶紧通知孩子的姑姑、姨姨，用架子车去接孩子的外公、外婆。邻村里要放电影了，傍晚，乡村小路上赶去看电影的人就像过队伍。一路上，人们嬉笑着打闹着传说着电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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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与大伯家住在渭北高原的一个小山溝，整天看到的就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线天，听到的就是稠水河的流淌声，电影对于我来说更是特别的稀罕。從小山溝爬上西边的三四里之字形的山路就是旬邑的談村，對面半山腰就是谈村林场。记得有次晚上父亲带着我去谈村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叫《渡江侦察记》，回来的路上，漆黑的夜晚，深一脚浅一脚，人们你一言我一句，仍沉浸在刚刚看过的故事情节里。趴在父亲肩上的我一直在纠缠着问：那个颓咣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父亲一直制止着我，让我悄悄的。我突然感到气氛突变，人们的议论嘎然而止！回来后，父亲才告诉我，原来林场我叫表叔的那位叔叔他大叫秃子！
我家虽住在小山沟，但我的外婆家却在淳化的一个塬上，村子名叫白子头。为了看电影，我经常盼望着对面山坡羊肠小道上接我去看电影的小姨的身影。大妈的娘家在河南，她家的孩子没舅家。到舅家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回到小山沟，我能给大妈家的几个孩子吹上好长时间的牛！我给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讲述着潘冬子的足智多谋和勇敢，描述着董存瑞为了胜利炸碉堡，地道战那些大人种铁瓜。
上学了，我在舅家的村子借读。白子头是一个只有两个生产队的小村子，塬面狭窄，是一个向南延伸的小山头，西边一条金池沟，东边一条干河沟。东边的干河沟狭窄，两边的村子公鸡打鸣狗吠叫都能听得到。如果来了放电影的，对面黄埔村总有人站在塬畔向白子头这边拖着长长的声音吆喝：嗷嗷……嗷嗷……今晚有电影。嗷嗷……嗷嗷……今晚有电影。于是，傍晚，大人收工了，小孩放学了，人们就你招呼着我，我呼喊着你，三四人，五六人，成群结伴地翻越着干河沟，嬉笑着打闹着，赶到黄埔看电影。
那时候，电影放映员可真是个令人羡慕的角，他总是在电影放映前要拿着话筒讲上一段话，传达县上、公社革委会的最新精神，最后一句总是：目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式电影放映前总要放一段加演片：毛主席亲切会见了诺罗顿·西哈努克亲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电影放完了，我总是揪着小姨的衣角，随着返回的人们贴着山路的山根走，生怕把我掉到沟里去，耳朵竖立着，听着人们兴奋的谈论声。回来后，半夜梦里嘭的一声把我吓醒了，原来是梦见电影中的情节，《地雷战》中的地雷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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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妹有病，在淳化县医院看病，我随大人一起在医院，看到电影院门口的电影海报，心里痒痒的，我溜出去独自一人看电影，一连看了好几场，就想过足电影瘾。但令我奇怪的是我明明花了不同的钱买了不同的票，城里的电影咋不换片呢？场场都是一样的？至今我还记得每张票五分钱，电影名叫《杜鹃山》。
后来，我们家搬到塬上了，我们村子是我们公社的一个大村子，村上有十个生产队，邻村的高村有十六个生产队，梁家村有五个生产队。几个村子上的人们相互你到我村我到你村看电影，方便的很。村子大，邻村多，看电影的人也就多，露天电影的银幕经常被晃动的人的身影遮挡的剩下了三分之一了。为了维持秩序，高村的马社举着长长的竹竿直往不守规矩的人头上磕，听到咔咔的竹竿声，我把自己的脖子往回缩。人多了就有矛盾有冲突，经常因看电影高村人和龙马人打起来了，龙马人和梁家人打起来了……在沟里，上塬后，塬上人总笑我们没见识。但上塬后，我发现塬上人为了看电影，甚至把都人家半堵墙拆了，看完电影后，留下一地半截砖……
七八十年代，除了上边提到的电影，看过的还有《奇袭白虎团》、《小兵张嘎》、《白毛女》、《春苗》、《金光大道》、《智取威虎山》《黑三角》等，八十年代，看的电影有《铁道游击队》、《虎门销烟》、《甲午风云》、《解放济南》等。记得看到电影《飞来的女婿》中农技员骑着渭阳摩托车带着漂亮的女朋友，住着二层楼房，吃着白米饭，饭前从门前的鱼塘里抓回一条鱼，我对那样的小康生活羡慕了很长时间。
改革开放了，当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电影《三打白骨精》时，我彻底惊呆了，吃惊的是除了样板戏，世上还有这麽好看的电影，冬天的天气里，冒着鹅毛大雪，我连续往复看了三场。看完之后，我在心里默默的诅咒那个既愚蠢又自负独裁的胖唐僧，心里想把他叫女妖精吃了才好！我鄙视那个善恶不分溜须拍马两头扇呼的猪八戒，我同情那个木衲少语默默肯干的沙和尚，我敬佩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能征善战敢于斗争的孙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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