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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8年生人，出生的日子正好就在那次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召开半月前。我打内心里一直自豪这一点。
在村里当了30多年会计的大伯，不止一次跟像我这样的同龄人说：“咱们村就数你们这个岁数的人多！”
八十年代，一切仿佛都是新的开始。对于世世代代守着土地的农民来说，跟土地有关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了。
包产到户就是在我出生之后的那几年开始的，具体是哪一年，我没有考证过，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我只知道打我记事起，家里就分了大大小小“十方地”。
这“十方地”大的不到三亩，小的只有三分，分布在村子的东南到西北这个大的扇形范围内。几乎每块地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像“方的地”“长身地”“条路边”“石碑楼”“关路沿儿”“拐弯的地”“家边地”“幸福渠”“苹果园”“自留地”等，有些叫不上名字的，爹娘也用家里人都明白的“南地”“西地”来称呼。
离家近的就是“家边地”“自留地”和现在已叫不出名字的几块，大都面积很小，从家走过去也就是十分钟距离。
因为大部分是淤泥地，我家的小块地一般种的都是杂粮，像棉花、芝麻和大豆等。后来那几年，流行一种叫“棉铃虫”的棉花病虫害。娘经常叫上我去地里除虫，那些年还不时兴打农药，也许是舍不得花钱。
开始我很怕那些通体碧绿，在棉花叶上扭来扭去的虫子，更不敢用手去捏它们。娘却都是徒手去捏，然后放到一个塑料袋里，有的甚至直接捏死在叶子上，一种绿色液体从瘪了的虫子身体里流出，手上也粘上绿色的黏液。娘只是拿一把土搓一下，就继续捉了。
慢慢地我也敢去捏了，不过我都是放到袋子里，从不敢直接捏死在叶子上。找虫子要眼尖手快，看到带有窟窿眼的叶子就要格外注意，附近制定有“棉铃虫”。这是我后来总结出的经验。
摘棉花也是个技术活。时间通常选择一个晴日当空的下午，一个个棉桃都被晒得裂开了嘴，蓬松的棉花鼓鼓囊囊从四下张开的壳里溢出，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像一朵朵“小云朵”，后来见了卖“棉花糖”的，才知道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
娘摘棉花又快又干净。我却总是笨手笨脚，不是被棉桃壳扎到手，就是连同干碎了的棉花叶一同放到了筐子里。娘也不说我，只是回家后再小心地一点点把棉花叶摘干净。
距离村子最远的“关路沿儿”和“长身地”土质偏沙性，村里人大多种些红薯，后来也有种花生的。
每当红薯秧长满整片土地的时候，地里的红薯也长得差不多了。我跟村里几个小伙伴就总是趁着放学后，或者过星期天的时候，去红薯地里放羊。
找一片青草多一点的浇水垄沟，用一个木橛子把羊固定一地，羊就转着圈儿在拴羊绳子的长度范围内自行吃草，隔半个多小时换个位置就行。我们就在不远处做游戏，或者烤红薯。
最有意思的就是烤红薯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几个小伙伴儿，按照分工，有的挖红薯，有的找柴火，有的挖坑垒灶。最关键的就是垒灶了，先要在地上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挖一个十几公分到二十公分的圆形土坑，根据风向再挖一条烟道。之后就是找一些鸡蛋大小的土坷垃，围着圆形土坑的边缘，一层一层堆叠，下阔上窄，直到最后完全封闭起来，像是一个中间空的圆锥形小房子。
烤红薯时，先在圆锥形小房子下面的坑里烧火，多是用细小的树枝或者作物秸秆。等到把上方的土坷垃都烧得通红，就把挖好的红薯放进下面的坑里。然后将上方的小房子弄倒，烧红的土坷垃就完全覆盖在了红薯上面，再用土封上，就等着红薯熟了。
等着的功夫，我们或者玩游戏，或者用红薯自制一个“水桶”，从地里的机井里打水上来，等红薯熟了好边吃边喝。
制作“水桶”要选大一点的红薯，用镰刀挖去中间的瓤，成水桶状，在对称的两边钻上两个洞，用连接起来的红薯秧做井绳，一个简易“水桶”就做好了。
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冰凉冰凉的。那时候的我们，喝一口清冽甘甜，吃着烫嘴的红薯，喝着冰甜的井水，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地上自由自在吃草的羊群，别提多美了。现在想想，仍然觉得那时候的我们，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家边地”和“自留地”通常都是种一些蔬菜，多是萝卜白菜之类，有时候也种葱、蒜和茄子、辣椒。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路过菜地的人，都会顺手摘下一个茄子，再拔一棵葱，用手擦一下就吃，那种自然的爽脆，现在想来都很怀念。
后来，村里的地合了大方，每家都只剩下了一两块地，都用来种玉米和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既方便耕种，也省心省力。杂粮和蔬菜就只能买着吃了。用上了除草剂、农药、机械化，人解放了，种地也不那么辛苦了。放学后的孩子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就算是长在农村的孩子，棉花、芝麻也只能在书本和电视里才能见到了。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农村在变化，土地也在变迁。可是，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心里总有一个土地情节，记忆里的那“十方地”时不时会走进我的梦里。
我想，还是把它写出来吧！既当作纪念，又不失为一种乐趣，为今天的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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