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反映了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傲慢

对宋明理学了解不多，也看了一些学者的评价，有赞的，有骂的。赞的呢，主要从心性修养、道德作风方面谈。骂的呢，主要从儒学的根本源头上谈。

我个人有个看法，宋明理学反映了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傲慢。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大帝国之后，儒学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已经牢牢的成为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的思维方式，天上地下，唯儒独尊，从而造就了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这种傲慢。

在先秦，儒家知识分子是不受待见的，他们坚持周公创建的封建礼制，反对法家主导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不管孔子还是孟子，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君子人格、贵族气质，他们不屈从于君权，有着独立的操守。在孟子的话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儒家的这种观念，与集权专制以权力一统天下是格格不入的。帮助秦国强大的商鞅，视儒生为六虱之一，为中央集权式帝国全面做理论铺垫的韩非子，视儒生为五蠹之一。统一天下的秦国，最看不起的就是儒生，焚书坑儒，废尽诗书，秦朝短短的几年，儒家几无生存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时间没过多久，经过自我改造的儒家就开始翻身，从汉武帝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儒家知识分子也逐渐成了官场的主要力量。虽然如此，从汉到唐，一直存在着世家大族、外戚宦官与儒家官僚集团竞争。但到了宋代，世家大族在五代十国的大乱中，被消灭殆尽，新生的大宋政权，审时度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观赵宋一朝，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最为辉煌的阶段，其造就的文明之昌盛，物质之繁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在此历史条件下，儒家开始对以往的文化进行清算。我们知道，在唐朝，佛道空前繁荣，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佛道是虚无寂灭之教，与圣教并不合，唐朝的韩愈已经在批判他们了。但韩愈采取的是硬扛的方式，结果没对佛道造成什么伤害，反而自己被远贬岭南。

到了宋朝，佛道在官僚阶层更为流行，韩愈硬扛都不能，到了宋朝更不行。因此，儒家知识分子采取了吸收佛道的思想精华，把儒学重新包装的方法，希望能够战胜佛道。宋明理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体现了宋明儒家知识分子的傲慢呢？原因就在此：儒家已经与皇权共治天下，以政治而言，基本上皇上高高在上，起实际作用的还是儒家官僚；以意识形态而言，皇上还得奉儒家经典为宗，儒家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那么，宋明理学如何体现了这种傲慢呢？就在这个理字。

《论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是信天的，天对于人世，有天命与命运。君子承担天命，但命运如何，君子说了不算。因此，才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担当与悲怆。

但这个“理”与“天”完全不同了。“理”是可以把握、可以控制的，我掌握了理，我就获得了主宰天下的权力。这完全反映了秦之后，集权专制制度一千多年的发展。

心学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理学与心学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一个向外找，一个向内寻。

也就是说，“理”是外在的一个规律，人可以把握；“心”是从内在理解这个“理”，坚守不移。

我们再回到孔子，孔子信天、敬天、奉天。他认为君子有三畏，排第一位的是畏天命；他周游列国之时，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候，都拿天说事，“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见南子，被弟子逼急了，也拿天赌咒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对天的敬畏，贯穿了《论语》全书。

宋明理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天搞掉了，顺带把人性也带偏了。流弊所及，皇权与儒家官僚高高在上，而民间只能匍匐在权杖脚下。虽然宋明理学并未丢弃孔孟的仁义礼智，但因为缺乏了天的支持，已经很难培养独立的君子人格了。

理学这个大学问，可能对于小部分出类拔萃的人物，能够扩大其心胸，恢宏其气度，但对于大多数的人群，在官僚专制制度的高压面前，高大上的道德教条，可能培养的是口是心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能宋明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为儒家官僚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