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沉醉的夜晚

“每个月九块钱，饭钱呢四块钱一个月。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

我算了算，译一篇德文的短篇小说一次性可得五块钱。每星期译一篇，不但可以受人尊敬免被外面的人叫做“黄狗”，而且除生活花费外每月也能够存下十几块钱。听人说隔壁杜月笙那厮的全职保镖，一个月薪水是二十块，我若每周能译一篇，便也抵得上杜月笙他保镖的薪资，存下的那十几元钱也能够接济那叫二妹的苏州来的女工下下。译著么，又不必自己现作；外文么，又恰巧是我的专长，哪怕大上海这边也没几个人识得。侬真好主意伐！

于是我就继续躲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那间破旧公寓内，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和旧铁器的中间寻找能够翻译的书籍和灵感。烟草公司的苏州籍女工就住在我的对面，从我的廉价小房间的里处再往里几步。每日每夜为稿费酬劳的焦虑我都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寻觅能够翻译的有价值的外国文章，似有什么东西如灯影般在背后不停催促。房东老人依旧每天挑了竹篮出去，有时挑了满担回来，破布、破铁器、玻璃瓶之类，每晚依旧骂出那些不可捉摸的话来。然而从早到晚，有时枯坐终日，直到挑竹篮的房东老人骂完前去安睡，也找觅不到什么笃定有价值的能换取稿费的文章。听说俄文的最近比较时兴，可惜我又不懂；日文么，翻译起来倒是比较容易，可惜听说近来又不吃香。总之大约都是时局限制了罢，兴许什么时候天下能够太平了，这上海的文坛也就改旗易帜焕然一新了。

刚开头的兴奋和希冀慢慢变成了失望沮丧。英法的小诗、德国的小说，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大上海市民口味的能够即刻取材的内容。大上海市民的口味，究竟是如何，这个我不甚明白，比起平津的“鸳鸯蝴蝶派”算是略微高级一些了，但想必也都达不到人人都欣赏果戈里、陀思妥耶夫的水准。另外，就外文书籍本身而言，质量也有高低，并非所有英法德意四国的著作都值得翻译，勉强翻译也只能是枉费心机。我又如何去翻译些自己都不甚感兴趣的东西呢。

有时我也拿了自己翻译的那几首小诗、几篇短文，去找那叫二妹的苏州籍女工征求意见，但对方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便也不再去强人所难，想来对方虽念过几年书，到底在这东西上隔了一层。我尚且弄不明，二妹又怎会弄明呢。

大约像这样辗转半个月，方才想办法拼凑出一篇小说，取西洋的技法，德意志的精神，法国文学的气度，意大利文的神韵加之英国式小说的章法结构，冒名虚拟了个外国不知名的作家，以杜撰的名头给某家杂志社寄了去。本以为会如同以往惯常出现的那样石沉大海，没想到这一次却罕见地又有了回音：一家名叫《春蛰》的文艺杂志，毅然决定刊登我那冒名杜撰的作品，仍旧汇了五块钱过来。没多时我便照先前那样仍旧去邮局取了那好不容易到手的五块钱，这样一来算挣到杜月笙保镖半个月的薪费。

单衫和棉袍都已不必再买；连同面包和糖食都不用再准备。原因是我这半个月来闲暇时候也替人做了不少的火柴盒，作为一种抽象的换脑，把自己从漫无止境的德文还有法文英文书里解放出来。二妹为了烟厂的命令而加班到深夜十点，一天要做十三四个小时的工，我便也学她弄点业余生计，将这半个月来的生活费暗自补贴。虽做火柴盒这种手艺与我熟读四国文字的身份不大相符，但总比静安寺那边游手好闲的文士要好些。如今我寓居这大上海的贫民窟内，被人叫做黄狗、猪头三，哪里还能有怎样的身份地位去嫌弃做火柴盒这样的工呢。只不过翻译文稿、模拟创作仍是我的主业，做火柴盒也好、像那上年纪的房主一样出门收卖破烂也好，都只不过闲暇时的副业罢了。

到晚间二妹回来时我便把这“又得五块钱稿费”一事说与她听。她也似极高兴地睁大了眼睛、且又差点雀跃似地为我欢呼鼓起掌来，并说道：

“这真是很好。要是再多做几个，再多卖几个五块钱，不但能再换件新衣裳，也能换好一点的单间住一住了。”

我脑子里便瞬间闪过无数甜蜜的幻想式的念头。挣了好几十个五块、月收入比肩杜月笙那全职的保镖，然后便搬离这里，与叫二妹的苏州女工一同搬去新的客气礼貌一点的巷弄。然后便唆使她辞了工，与我一同去那样的小巷弄住，也好使她摆脱被烟厂剥削奴役的命运来。

定了定神，打掉这样不实际的幻想，只这样答道：

“五块钱还是可以挣挣。只不过单间就没有换的必要，住惯了这里，换了生地方，我怕反而住不适应。”

只不过后来再去像那样杜撰一些外国小作家名头的作品时，报社和杂志社却又渐渐不吃起这套来，寄出的小说和诗作又往往像以往一般，石沉大海。虽不是每件作品都全部拒绝，却也难得再见到那苦盼久等的五块钱。到最后叫《春蛰》的杂志社更是寄出一封挂号信来，叫我不要再去寄那样的文字；否则便要以冒名诈骗罪名义向巡捕房检举，于是我创作谋生的路子便又更狭隘了起来。

下个月的房租又要预付了，那五十多岁的房主人骂骂咧咧，决计不会同意拖欠分毫；囊中依旧羞涩，上回那冒名杜撰换来的五块钱已为衣食住行给用得差不多，我便想也许该“辞去”这份译著的“主业”了，到静安寺那边的职业介绍所去找一些正经的工种谋生。棉织厂和缫丝厂那边都只招女工，即便进了想必我也难以忍耐胜任，想去烟厂像二妹那样每天劳作十多个小时一个月整个十来块钱又怕她瞧不起，以后连她也学那电车机器手在心内骂起我“黄狗”、“猪头三”来。懂四国文字却去卷烟厂，想必连机器手、街头瘪三、杜月笙保镖、上海租界老鸨都是要瞧不起，暗地或明地里唾骂嗤笑的。

何况我也实在找不到更多的可以摆脱目今这种窘境的路。时局所限，做工难免遭受到奴役剥削，想必即便做了也是长久不能忍受的；做文字这路，又始终寻觅不到切合大上海市民口味同时又能让《春蛰》一类杂志社满意的风格款式来。或许有一天，天下果真太平了，上海内内外外这无数像我这样的文人和工人就能够勉强略微受人尊重一些了罢。

横竖我是要离开这上海了。去北平、南京、或别的省会城市投奔熟人谋生，或许混个低级一点的职位，或许在不太受人剥削的地方找份工，每个月不须九块钱哪怕五块钱便好，孤身一人，勉强像二妹那样苟活下去。被人叫做黄狗也好猪头三也罢，反正都是一样，再怎样也变不成杜月笙那样的富贵和地位来。

“哈，别人都能苟活，我懂四国语言，便不配在这世上苟活……？”

在那晚上，我斗胆第一次步过里间的弄堂，上前敲了敲里边的房门，想和她最后再说上几句话，竟发现门锁不知怎么并没有关。急忙替她合上，怕无端的歹人生出歹意，又要闯进房将她谋害玷污。但转念一想，兴许对方还没睡，不如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对二妹做最后的告别。于是就推开了房门，步入二妹的房间，见她仍旧在那张破旧简陋的木架床上沉睡。似喝醉酒了一般，两颊酡红，眉头却依然略微发皱，似不忘白日漫长的劳累。几尺远的地方，破旧窗户，似怕热般地开了小半扇，透露出一点凉风。我站在了她床前，看她在那床侧熟睡，不知未来何时才会迎来安稳和幸福。又移步到窗户处，望了望窗户外面的巷弄，黯淡破败，有春末时节独特的法国梧桐的杨絮在半空中飞扬，也随天空仍旧灰白的薄云摇摇摆摆，似飘荡出无限的哀愁来。

（纪念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一百周年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