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脚步

图/文    王立兴

        我终于说服母亲，再来我家住一段时间，找个大夫调理一下她的病腿。母亲来得极不情愿，一来不放心我父亲，二来不愿给我添忙。她每天早晨起床时与我回忆她昨晚的梦境。昨天说她梦见回村收秋了，一场院的葵花坨子打了一秋天也没有打完。今天又说，梦见马上就要过年了，再兴和世兴的鞋底子还没有纳好…

        母亲一边念叨，一边努力拖着俩条病腿挪到卫生间去倒她的痰盂，严重变形的双腿颤巍巍地支撑着她摇摇欲坠的胖体，每挪一步，都无比艰难，但她既不让人搀扶，更不让人代劳，总是咬紧牙关提腿、落脚、站稳、再提腿…我能听得到她的腿脚发出的嘎嘣嘎嘣如同骨头碎裂般的声音，那一定是一种钻入骨髓的疼痛，不然她不会唉声叹气地让我走开，嫌我碍事。我只好由着她步履蹒跚地挪到洗漱间去。

        然而我的母亲，其实才67岁。与公园里那些练歌舞剑的耄耋老人相比，她那佝偻成一团又几近散架的病体，总让我不由得把她的残病归咎于那一段段艰苦的岁月。

      1978年，姐姐到了学龄的那一年，在县城教书的父亲为让我们接受好一点的教育，将我们举家从农村迁往县城，说是举家，其实连人口带家什，包括半大的猪儿、生火的劈柴，一共也就装了不到半拖拉机，这是母亲后来常说的话，我们当然不会记得这些。那一年，姐姐7岁，我5岁，再兴3岁，世兴1岁。

        从此，父亲仍在县城教书，我们就在县城长大，母亲便在农村与县城之间来回奔忙。

        头几年爷爷奶奶在世，有他们在农村照料，母亲回村尚不太频繁，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我们一起住在县城，那时，尽管也很忙碌，但年轻的母亲留给我的记忆是温暖而从容的。

        80年代，我家的院子里晾满了母亲为我们拆洗好的衣裤和被褥，墙头上晒着大大小小的鞋样子，用破布打好的衬子平整而光滑，母亲盘腿坐在里屋的炕上，把鞋底子纳得哧啦哧拉响，那只被我们唤作“老虎”的猫儿蜷伏在母亲的怀里，眯缝着眼睛听她咿咿呀呀的跟唱收音匣子里的山西梆子。

        冬日的夜晚，父亲将屋外的牛皮纸卷帘窗子放下，母亲将屋里的粗布窗帘子挂上，20烛灯泡的昏黄灯光和晚饭过后的腾腾热气便一并被圈在温暖的小屋里了。父亲歪在炕头看他的《人物》和《瞭望》，我们姊妹四人分散在屋子各处写字，通常是，姐姐在唯一的写字台上写，我搬了板凳趴在炕沿上写，俩个弟弟趴在后炕蹶起屁股写。母亲收拾停当，再将炉火拨弄到适温，然后就上炕搓起了麻绳，她就坐在炕的中央，恰在我们每个人的中心，她那结实而圆润的小腿被粗糙的麻绳碾得泛出血色，然后再换用另一条腿来搓，长蛇一般滚动的麻绳惹得"老虎”捸扑不迭，弟弟看得起劲，屁股跟着一颠一颠，还不住地摇晃他手中的铅笔想把猫儿引到他那边去，父亲只顾看书，不管我们，母亲也不嫌我们不专注写字，反让我们看“老虎”那宝石般发亮的眼睛。

        母亲的针线做得细密精致，我们穿出去的衣裳，常有女人们在翻看针脚时发出啧啧的赞叹。

        有一段时间母亲在粉笔厂做工，她用水绿色的头巾罩住浓密的头发，一整天地坐在堆满石膏的厂房地下，抡着锤子砸石膏，厂子是父亲所在的和林二中勤工俭学的厂子，就在家属院南边的沙地里，下工回家，母亲常常会顺路在沙地里掏一把小蒜，为我们做包子或蒸饺。

        那些遥远而清贫的日子，年轻的母亲挺拔得如同一株青杨，尽管也忙忙碌碌，但她迈出的步子是舒缓从容的，是后来我们的成长，催逼着母亲如同逐日的夸父般加快了追赶时间的脚步。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母亲的大多数时间便给了农村，那时我们如同拔节的麦苗，长得正盛，念书也紧，母亲的弦因此绷得更紧了。

        农历八月十六，节日的余温还没有散去，晾盘里祭月的瓜果还没来得及吃完，母亲又要赶回农村收秋去了。她一边整理着凉房里的麻袋，一边叮嘱姐姐下雨天如何生火做饭，如何在大课间跑回来喂鸡喂鸭，如何于晚睡前将大门牢牢地上锁……

        母亲在后来忙无头绪的生活中已经顾不得宠溺我们了，每次临走时也看不出她的疼惜和不舍，但出门前的最后一句叮嘱必然是:“要是放学回来晚了，实在不想做饭了，就去胡枝阿姨的小卖店赊几个月饼吃，晚上万一听见门外有什么动静，不要怕，假装大声喊妈和你大就行了”

        就在别人家还在回味中秋的欢愉之时，父亲母亲留下我们姊妹四人，和一院子的鸡鸭家禽，急匆匆地赶回农村老家收秋去了。

        近三十亩地的庄稼，手工收割，母亲要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收完，她不愿延迟一天，我们也是。

        父亲也常常和别人调了课，回去与母亲赶活儿，老家距县城，有六七十里地的路程，父亲骑一辆旧飞鸽自行车来回奔忙。

        我们一直上学，很少回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起早贪黑、争分夺秒地拼命赶活儿。只偶尔听老家来的亲戚们谈论母亲做农活儿时的耐苦，也曾听母亲与姥姥自诩她的厉害，说她一个人拔倒二十来亩地的麦子，赶在连阴雨之前把场也碾了，姥姥并不夸她，反而责怪她跪在露水地里除草;嫌怨她浇地时不穿雨鞋，责骂她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

        父亲回来上课时会带回母亲的一点信息。每当和我们一起手忙脚乱地做饭喂猪时，他就向我们承诺似的说:“你妈白天撇玉米，晚上打瓜籽，估计再有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我们虽小，但也能从父亲的话语里听出他内心的焦灼，也能想象得出，母亲是怀着怎样急切的心情在清秋的黎明穿梭于密森森的玉米地里，又是抱了怎样的期待在月明星稀的夜空下独自捶打那满满一场圃的葵花坨子。想毕父亲周末再回去与母亲赶活儿时，也一定会把我们放学后的手忙脚乱说与母亲听。

        秋意渐浓，母亲走前为我们烙下的半大瓮月饼早已见底了，炝好的调挂面的咸盐酱也早就吃完了，每天放学，鸡鸭猪鹅伸长脖子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我们必须先打点好它们，然后才能为自己做饭，母亲一年四季匆忙的脚步早已给了我们无形的濡染，我们在少年时代所萌生的那一点点单薄稚拙的劳动力和责任心，都和艰苦的父亲母亲一起，义不容辞地支撑着这个窘困的家庭。

        忘记了那是哪一年的深秋，母亲的归期看看将近了，姐姐喂猪时突然发现，那只半大的的猪儿早已拱破圈栏跑得不知去向，我们惊慌地四处寻找，终于在食堂旁的垃圾渠里找到了，弟弟把大概是吃了死耗子的猪子抱了回来，我们在姐姐的带动下给奄奄一息的猪子灌喂捣碎的绿豆，可怜的猪儿既不张嘴，也不睁眼，弟弟平静地说它已经死了，姐姐抚摸着它，带着哭腔唤它醒来……

        载着母亲的拖拉机终于在鸡鸭的叫唤声中突突突地开回来了，临近的几天，我们掐指算着母亲归来的日子，捕捉着远处隐约传来的拖拉机的声音，我们都能从声音的走向立刻判断出是不是载着母亲的那一辆。这一回真的是了，而且愈来愈近，现在想来，那真是比《布列瑟农》里列车的卡嗒声更美的乐音了。四个半大的娃娃，手里或抱着生火的柴草，或提着喂猪的泔水桶，就站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瞭着母亲归来。

        终于近了，满身尘土的母亲盘腿坐在高高隆起的、巅跛不平的车斗子上，瑟瑟秋风吹起她额前蓬乱的头发，更显出她沧桑的倦容，母亲的嘴角紧闭，下巴紧收，这神情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母亲在身体不堪重负时咬紧牙关战胜极度疲劳带给她的疼痛。拖拉机的大马槽里装满了母亲秋收的各种作物，大到小麦玉米，小到蔓菁芫荽,家常的吃食几乎都有了。

        待车停稳时，母亲攀着马槽的边沿慢慢下来，可能是因为拖拉机颠簸得太久使她麻木，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秋的过度劳碌使她的体力损耗怠尽,她不由地、踉跄地、佝偻着腰身往前抢几步，然后才能定稳脚步继续向前走。我们接过她手中的布包，分明地看到她那皴裂肿胀的双手，好似加了一层灰褐色的甲壳，粗大变形的手指如同树根。母亲缓步走进家门，她的腿，显然已经弯下去了，她把沉重的、沾满泥垢的鞋子脱在家门外，进屋，首先解开她的布包，掰了半个去痛片嚼在嘴里，我们递过枕头，母亲就在炕沿边和衣躺下，长长地吁一口气，此时的母亲，虚软得像一团棉花。

        母亲其实知道了猪被药死的事情，但并不过问我们……

        每一个秋天，繁重的农活都要将母亲的年轻褪去一层，都要将她的挺拔压弯一截。每当母亲如一个逃荒的难民一般风尘仆仆地归来时，在我们小小的内心世界里，真有些说不出，到底是喜悦，还是难过。

        母亲这样的高强度劳作，一直持续到2004年，直到小弟弟也成家立业了，母亲才彻底脱离了农业生产，但二十多年的疯狂劳作，已经把一些大大小小的病根埋在她那过度劳损的体内了。

        无论怎样，母亲的脚步总算可以放缓些了。

        2000年，我出嫁在准格尔旗，定居在矿区附近的村子里，母亲的心里多少有些不大放心，我在农村居住的四年期间，她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我婚后次年，依习俗，娘家人要在农历七月十六去眊新出娉的闺女，母亲头一回登门，与我公婆礼让周旋，还跟着众人一起翻山爬坡去看了看我丈夫工作的矿区，那时她早已有了关节疼痛的毛病，但并不影响她走长路。第二次来是侍俸我坐月子，那年春寒料峭，母亲又不太习惯睡床，大概是腿脚有些受凉，再加上讨厌的脚指甲长进了肉里，整整一个月，她走路一瘸一拐，却并没有影响她干重活。第三次是给苗过一岁生日，苗已经跌跌撞撞能跑了，母亲还能小跑着追赶她、保护她。

        我后来搬到薛镇定居，母亲隔一俩年来小住些时日。苗上学前班的那一年，母亲来住得时间最长，住了整整一个春天，给我忙碌的生活减了不少负担。她一天好几个来回地替我接送苗上下学，还要去赶东华的早市，去买新鲜的果蔬，一日三餐地为我们做饭，晚上还要与我一起，领着苗去小公园玩耍。那时的母亲，唯起坐有些困难，但还能赶得住我的脚步。

        可是越往后时间越快了，母亲在追赶了那么多年的时间之后，她的脚步终于迟缓了。那年我与她一起步行着去抓药，即便是我慢悠悠地走走停停，母亲也赶不上我了，过马路时，我搀着她的胳膊，大概是拽得有些紧了，母亲愠怒地挣脱，说是牵扯着不好走路，我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中央焦急地等待着母亲能象当年一样疾步赶完那近在咫尺的绿灯，母亲却慢蠕蠕得让长龙般的车辆也为她停留。

        随后的几年，母亲的双腿急遽地弯成俩张弓，再加上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折磨着她早已透支的身体，起坐愈加艰难，行动也渐渐不便，但她仍然力不从心地做着自己想做的很多事，自己洗衣做饭，亲自照顾患心脏病的父亲，亲自为她的每一个子孙绣鞋垫，亲自做传统的美食唤我们众人回去吃，还打算着，要为我们每一家的客厅各缝一个大大的十字绣……

        母亲常常把新的希望寄托在来年，她说，一过大年，她就精神了。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们缝制的新衣裳，想起了整个腊月我们同母亲一起做年货，想起了除夕夜母亲将灯油洒在旺火上，火苗欢快地蹿跃，映出母亲红彤彤的脸……

        母亲过了今年就68岁了，多么吉祥的数字，大夫说了，只要能好好配合，坚持调理，就一定能缓减病痛，走路也不成问题，他治愈过很多这样的病人。

        我相信，来年春暖花开之时，母亲一定又能回旧院种她那些零七碎八的蔬菜和花卉了，一定又能在端午节去看南山的芍药，顺便还能摘一把新鲜的艾草，编成辫子挂在旧院的门楣，也好驱散这些年的积劳成疾带给她的病痛。

母亲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