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篇》主讲孔子与弟子及当时的主政者讨论“仁”和“为政”。也就是“内圣、外王”。
何为内圣？即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达到仁的境界，而学成后出仕为官主政，便是外王，“仁”不是用来展示的，而是要施仁，用仁者之心爱人、服务于人。“自正、正他”，以自己的德行来影响、感化、治理天下。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如是。
《颜渊》篇中多人问政于孔子，而对于不同的人孔子的回答也不径相同。
孔子对政治的基本定义是“政者，正也”，倡导德政，“为政以徳”，要求执政者首先必须自正，以身作则、示教垂范，对百姓要“道之以徳，齐之以礼”，（用德行来引导、管理百姓，用礼制来整治、约束百姓），认为民心向背最为重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上位者厚待亲人，老百姓就会兴起仁的风气）。
当位高权重的权臣问孔子何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就是公正无私的意思。又进一步解释：“就是您如果能够带头公正无私，有谁还敢行不正之道）孔子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你如果心存善念，民众也就向于善了）。对于季康子的“杀无道以就有道”（杀无道之人成全有道的人）很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政治责任在上不在下，下有缺失，当由上位者负其责。比如患盗一事，孔子就认为“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不贪财聚敛，百姓都被你感化了，即使奖赏百姓为盗贼，百姓也会知耻而不去做盗贼的事。）孔子主张“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把正直的人选拔举用出来，安置在邪枉的人上面。就能使枉者变为直者。“举直错诸枉”就是知人之方、用人之道。
孔子认为治国必须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也就是说：“君要像个国君，臣要像个臣子，父呢就要像父亲，子就要像子的样子。”就是能够各自守住自己现在的位阶、守住自己的本分，社会秩序不能乱。假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际秩序陷入混乱，各人不守自己的本分了，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国家必然大乱，此时虽有粟，国君得而食诸？”（即便有粮食，国君也吃不到嘴里的，因为无人提供）。
而对于为臣的又该怎样做呢，当子张问政时，孔子就回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职位上，心无厌倦。推行一切政事，皆出之以忠心。”），这也是为人臣必有要有的“忠”，即“臣事君以忠”。还有“先之，劳之加无倦”（这是子路问政时孔子说的）“先之”，即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先。“劳之”即为民服务，“无倦”就是持之以恒。
当然，孔子所推行的臣子的忠并非愚忠，“邦有道，不废”，还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一说，也就是说明君之下你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借如君无道，那就把自己撇清，“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刹父与君不从也”。
以上所言都是为政者之道，那么究竟要怎么治理一个国家呢。孔子则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治国三要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夫子集三代圣王为政方略之大成，从夫子所遵循的崇仁尚德的民本思想，所秉持的王道精神中总结出来的。足食、足兵是人民接受教化的基础，而人民若能对为政者生起信心，则能保证国家远离叛乱、国泰民安，取信于民必须有物质基础，试问百姓裹腹都难保证，连安定的生活都没有，为政者又怎样取信于民，当今社会所推行的国富民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生活富裕了，百姓对执政者有了信心，而这种信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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