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编辑家。弗吉尼亚孩提时期通过父亲结识了大名鼎鼎的作家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按说，她的童年、少年时代该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她的快乐却在父亲和两位同母异父哥哥手中葬送了，并因此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悲惨童年

伍尔夫父亲

父亲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牛津，上剑桥，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他通过检查每周账目显示愤怒来粗暴伤害可怜的女儿。受尽创楚的弗吉尼亚被迫扮演多重角色——女主人、社交界新手、看护、学生，这显然是她难以胜任的。

两位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更是严重地毁损着她的身心。伍尔夫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刚三十出头，晚上会溜进她的卧室，并告诉她“不要开灯”。伍尔夫在《存在的瞬间》中如此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她在性爱方面本就比常人要羞怯得多，此后更是被吓退到极端冷淡和自卫式恐慌的姿态中去，这直接导致了她婚姻生活的无法弥补的缺陷。

弗吉尼亚一生中有过多次大的精神崩溃：1913年9月，感觉婚后严重不适的弗吉尼亚吞服了大约一百片安眠药，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所幸抢救及时。两年后，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不仅行为暴烈，大声尖叫，还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表示出极度的憎恶和强烈的敌意，长达两个月时间拒绝与他见面。

无性婚姻

1904年父亲去世后，伍尔夫的精神病发作，挣扎在痛苦中的她开始尝试自杀。为了让她好起来，全家人一起搬出了老房子。

伍尔夫与丈夫

伍尔夫搬到布伦瑞克广场，把房子布置成了一个开放旅舍出租给她的朋友，顶楼租金最便宜的房间，住着一个“一贫如洗的犹太人”，他就是剑桥毕业的青年伦纳德·伍尔夫。

顶楼的穷房客爱上了女房东！这是当时伍尔夫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但她对伦纳德的示爱一直犹豫不决。伍尔夫很清楚自己对伦纳德而言，并不具有性吸引力，同时她又觉得伦纳德性格善良忠诚，非常体贴，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婚姻“将会充满了生机，总是活泼有乐趣，总是充满热情。”

伦纳德那时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殖民地工作，为了伍尔夫，伦纳德辞了职返回英国。他写了一封短短的求婚情书，堪称情书中的经典，终于打动了伍尔夫，两人在1912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大犯踌躇。她就像自己的小说《到灯塔去》里的莉丽，尽管认为爱情宛如壮丽的火焰，但因为必须以焚弃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此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一个女人抱持这样悲观的看法，又是在三十岁的“高龄”上才开始构筑“二人空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事后证明，弗吉尼亚的忧虑纯属多余，倒是她的心理症结落下的性恐惧和性冷淡，使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婚后不久，伦纳德就发现妻子极其厌恶房事，这点没有摧毁两人的婚姻，伍尔夫抑郁症反复发作，也没有摧毁两人的婚姻，甚至连伍尔夫的出轨，始终没有摧毁婚姻，而且她的出轨对象还是女人。

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饶有文才，深具眼力，与其说他欣赏弗吉尼亚的娴雅风度，毋宁说他倾慕弗吉尼亚的超凡智慧。在他眼里，弗吉尼亚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贞女”，在她身上完全不粘附世俗的肉欲色彩。应该说，起初，伦纳德心有不甘，他抱着幻想，认为自己能像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弗吉尼亚体内的性意识。几经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他创作小说《智慧的童贞女》，借用男主人公哈里·大卫的口吻谴责了冷血的女人，认为“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他的这些心怀不忿的说辞（近乎指桑骂槐）无疑对弗吉尼亚的自尊构成了深深的伤害。

弗吉尼亚婚后的“精神雪崩”给伦纳德适时地敲响了警钟，他决定从此认命，转而追求精神之爱这一更高远的境界。他这样做，仅需一条理由——“她是个天才”——就足够了。弗吉尼亚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1930年，弗吉尼亚告诉一位朋友，没有伦纳德，她可能早就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能以多病（而且是精神病）之身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伦纳德可谓居功至伟。

文学与写作

伍尔夫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倒是女性之间感情能水乳交融，《出航》中的雷切尔与姨母海伦，《夜与日》中的凯瑟琳与玛丽，《达洛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与萨利，《到灯塔去》中的莉丽与拉姆齐夫人，都能达至心灵的默契。

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徐志摩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和薇塔都是伍尔夫的闺中密友，如果说她与同病相怜的曼斯菲尔德只是心心相印，那她与薇塔的关系则带有浓厚的性爱色彩。现代批评家邦德指出：“在她们的罗曼史最活跃的岁月里，受到她对薇塔的爱情的哺育，最伟大的文学杰作《到灯塔去》、《奥兰多》和《海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金笔下流淌出来。”而随着弗吉尼亚与薇塔之间的爱情趋于平淡，她生命中点石成金的创作盛期（1922——1933）即宣告终结。

像伍尔夫这样心灵敏锐之极，又有家学渊源的人似乎天生就该成为作家和思想家。她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固然东鳞西爪，但她父亲莱斯利的深湛学识并不弱于一所学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能一目十行，用收割机的速度阅读文学作品，连饱学鸿儒莱斯利也不禁惊叹女儿是在“吞噬书籍”。他早就看出弗吉尼亚将来会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他给女儿的忠告只有寥寥数语：“阅读你喜欢的书，是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这是他在读书方面惟一的教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写，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是他在写作方面惟一的建议。这两句颇有见地的忠告伍尔夫终生不忘。1922年，她读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不喜欢，认为作者“似乎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缺乏必备的品位”。她绝不会人云亦云。

伍尔夫曾在《自己的房间》里为莎士比亚虚构了一位名叫朱迪思的妹妹。她与哥哥一样禀赋超群，富有想像力和冒险精神，但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只拘守在家中，补袜子或照看炉子上的炖肉，她的归宿早早就定了谱——嫁给邻居羊毛商的傻儿子。她不甘心受人摆布，因此愤而出走，到伦敦去圆自己的演员梦，然而却被经纪人引诱到怀孕，梦想化为泡影。结局是十分凄凉的，朱迪思在一个冬夜自杀了。编织这个故事，是要说明：“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女人，肯定会发疯、自杀，或者在村落外一所孤零零的小屋里终老一生，半像巫婆，半像魔女，令人害怕，被人讥笑。”弗吉尼亚是幸运的，在旧的价值体系行将崩溃的十九世纪末，她的精神挣脱了樊笼；在新的价值体系迅速形成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她的才智得到了用武之地，因此她的成就是朱迪思无法梦见的。她在1933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愿意变得“著名”、“伟大”。我要继续冒险，继续变化，开阔思想和眼界，拒绝被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

写作，对于弗吉尼亚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她奉行“匿名哲学”，坚守“局外人立场”，拒绝接受来自学术界或社会团体恩赐的光荣，比如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和荣誉学术会员称号，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等等。

战争与自杀

伍尔夫

1940年，德国空军对英国连续实施“海狮”行动和“月光奏鸣曲”行动，共投弹15万吨，伤亡数万之众。愤怒使人受伤，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生命的激情，那就是伦敦城。……看见伦敦整个被摧毁，这太刺痛我的心了！”伦纳德是犹太人，他深知英国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时，他们像蛾子一般骚动不安，设想过，也设想过服毒。其实在二战爆发后，夫妇俩在伦敦的房子被德国人炸飞了。这时他们曾商量过万一英国战败，要一起自杀，免得受到法西斯的侮辱。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她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在一天早晨独自出走，全身衣服口袋装满石头，将一生结束在家附近的乌斯河。她给丈夫留下了这封遗书，说自己撑不下去了，印证了自己1929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最亲爱的：

我一定是又要发疯了。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挺过一段饱受煎熬的日子。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恢复了。我开始出现幻听，无法集中精神，因此我要去做看来算是最恰当的 事。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可怕的疾病到来前，没有哪两个人能比我们更加幸福。我撑不下去 了。

我知道我正在破坏你的生活——没有我，你本可以做自己的事。很快你就能这样了。你看，我已经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要说的是，我欠你一生的幸福。

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好到难以置信。我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大家也都知道，假如有谁曾救过我，那也只有你。

除了你对我的好，一切都已离我而去。

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弗-

星期二

∇

就在伍尔夫自杀后的翌年（1942），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也在巴西选择了煤气自杀，与妻子双双弃世。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投影。所幸弗吉尼亚·伍尔夫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异常丰厚，她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出航》、《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等，犹如一部“女性的心灵史”。从中，“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