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在李渊支持下，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再次获得领兵出征的机会，并密谋借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彻底翦除世民羽翼。李世民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孤注一掷，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人间惨剧。
而从史实分析来看，李氏兄弟走向互相屠戮的血腥之路是迟早的事情。
第一，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从武德元年开始就较为稳固，没有较大争议；作为李建成，如何维护自己顺利接班登上大宝是他所要考虑的，一切威胁都要铲除。李世民所在秦王府势力的增大，必然对其是一种威胁。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到唐王朝的统一，李世民可谓居功至伟。但是，李建成并不是一无是处，他还是较好地完成了一个储君所要担任的职责。
李唐王朝初创时期，危机四伏、百废待兴。所以，身为太子，他平时要协助李渊处理繁重的军国要务；李渊如果统兵在外，李建成要坐镇长安“监国”，代替李渊处理朝野日常事务。
学者李树桐在他的《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对李建成从晋阳起兵的军功，进行了颇为全面严谨的论述，排除了后世对李建成在军事建树上的误读。李建成从李唐起兵后平西河、克长安、备突厥、平稽胡，乃至后期的平刘黑闼，都立有很大的功劳。
从李唐建国的整体战略上讲，李世民军事上的成果也和李建成的成就分不开的；没有后方的稳定、兵源、粮食的补给和朝政的清明，李世民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对于太子李建成来讲，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政治上并没有瑕疵。
但是，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及其秦王府势力的逐渐增强，这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他们兄弟三人的矛盾与斗争随着唐王朝的崛起与发展，已经积重难返；而在哲学层面上，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的一种结果就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走向这种极端的结局也属应有之义。
唐太宗李世民
第二，李世民功高难赏，该封的头衔都给了，实在没辙了，——直接给太子李建成造成威胁。另外，李世民培养的人才基础和军事力量实在是威胁之中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李世民的赫赫战功同时说明了这种军事和武力威胁对于李建成来讲是处于极端危险、不容忽视的，甚至是随时会发生的，动手晚了就会有灭顶之灾，在这方面太子党处于一定劣势。也许，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时刻策划着如何占得先机。
第三，李渊从始至终对这个问题犹豫寡谋，难以决断，始终不知道如何平衡三兄弟之间的利益与矛盾，丧失了最好的机会，最终使兄弟关系走向了激化。
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武德元年六月，万年县法曹武城孙伏伽上表，以为：“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
这是下面有人提醒李渊，对于太子和诸王的下属，要慎重选择，不合适的人会离间您的骨肉。当时的李渊听到之后非常高兴，还升了孙伏伽的官。但是，高兴归高兴，初登大宝的李渊，也许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是李渊，你有恰当的方法吗？我看很难有，作为李氏兄弟惟一可能的矛盾协调者，李渊始终没有起到作为政治家与父亲角色应有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兄弟反目是迟早的事。
唐高祖李渊
第四，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原因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准备趁突厥进犯夺取李世民的兵权。
长期在李渊身边的李建成，颇有其父之风，历史评价“性宽简”（《通鉴纪事本末》）、“颇仁厚”（《资治通鉴》），他这一点同李渊非常相似，所以受到李渊的喜爱与信任。
从李建成的为人来看，李世民虽不一定必有性命之忧，但要避免最坏的打算，所以在众谋臣武将的怂恿鼓动之下铤而走险。
玄武门之变首功之臣尉迟敬德
第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秦王府的亲信们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像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张公瑾等人，跟随李世民戎马一生，万一李世民失势，覆巢之下无完卵，这所有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都危在旦夕了，从这一点来说，这又是个集体利益的问题，不仅仅是皇位争夺的问题。而面对这么多冲锋陷阵、生死与共的同僚，而又是为李氏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精英，李世民难道只为自己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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