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时期的爱情

登机的时候她还抱着些许希望，希望看到ｉ已经静静地坐在她旁边的57J的座位上，给她一个惊喜。纵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还是心甘情愿地去期待。

东京飞赫尔辛基的航班上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然而从进了机场大家都带着口罩，机舱内当然也不例外。只要不把护照张扬地拿着，在很早以前就很少有人能从她的外表和口音里辨别出她的国籍了。出发前夜，她和将要在德国见面的大学同学、日本朋友M通了电话。她们商量了见面后一起去巴黎的行程，看了看酒店，分享了最近的趣事。

M说了这样一句：

“最近因为冠状病毒，很对地方对中国人的歧视不是都变强了吗，但那大部分好像都只针对观光客，你只要别太张扬地到哪都拍照，看起来就很观光客，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知道M是好意，但却止不住得有些生气。她从来也不是到处拍照又吵吵闹闹的那一类游客，M怎么会不知道？况且为什么要让恶意占了上风，嚣张到无辜的人要躲躲藏藏？

她刚要说这些的时候，信号很合时宜得断了。M听不清她在讲什么，挂了又打了过来。

她知道她再也说不出了。她知道正是因为M足够了解她，才能直率地说出来。她知道和总是在内部挣扎的她相比，M一向贯彻着雷厉风行的实用主义，指导她打扫房间、帮她扔掉堆起来的纸箱、敢对她不合格的男友们嗤之以鼻、事无巨细地计划着她们的旅行、早上5点把她叫醒。M是太了解她了。她也依赖M太多了。

说不出话的那个时刻她想，换做是ｉ的话一定不会对她说那些话。

她们三个第一次见面，是大二的时候一起选的 human science 的课上。在那之前她和ｉ、Ｍ各自就已经很好，一直想把她们介绍给彼此。一见面ｉ就说起了她在来的电车里给老太太让了座位反被宣教的趣事，她们都哈哈大笑。从那以来她们三个就一直很好，纵然对她来讲，ｉ才是无可替代的那个。她和ｉ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在ｉ去留学之前，她们有段时间像连体婴一般一起上课、一起看电影、一起八卦、一起去按风俗店的门铃然后逃之夭夭。

在那之后她从没考虑过没有ｉ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可现在她知道，这不是她能决定的。或者换个说法，她宁愿相信是她的自私和虚荣导致了这种沉默，毕竟有原因总比没有原因要好，不管这原因是好是坏。

她知道ｉ一定会否定这个说法。她也知道这种沉默并不是针对她。可她做不到因此就能填补她心里的空缺，她要负罪而让自己过得更轻松。

她不敢去打扰ｉ，只能独自一点点咀嚼她们的过往。她总是会想起她很多次对ｉ说起她们熟知的那个大一时的男朋友，说他怎么能因为生病就觉得分手之后还骚扰别人是理所当然，说他怎么就能认为生病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的无法无天的借口。她不得不认为，是因为说了这些话才导致ｉ现在对她和她们的疏远，不得不认为她无意识地说过的这些话有一天会这样应景地伤了ｉ的心。可是ｉ怎么会不知道，对她来讲没有人能和她相比，对她来讲她早已是家人、是骨肉之情了。她害怕的不是麻烦，是被拒绝。

她想起去年夏天她和Ｍ因为ｉ的音讯全无而担心得去ｉ家按门铃，而ｉ看起来真的是因为发烧而一直睡着，雪白的皮肤因为闭门不出而白的更耀眼了，又因为久睡和发热红扑扑的脸反而显得健康又可爱。她安心了，丢下她继续睡赶着去代课。

她又想起10月她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点了些酒，ｉ说因为在吃药其实不能喝的，但偶尔破一次例也罢。她问“是低用量pill吗”，ｉ说不是，她也就没再追问。

细细想来她不敢追问的时候，看到ｉ在家里睡着就轻易地放心了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感知到一些变化在悄悄发生了。她不敢问，只是因为不想去面对。她是那么懦弱、自私，比起对ｉ的关心，她原来更关心自己的内心。她自以为她真挚的、热烈的爱，最终被证明是无能和自私的。

8月，她为ｉ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叫了一堆和她们并不那么亲密的熟人来庆祝。ｉ当然表现得很惊喜，可后来她才意识到，ｉ想要的生日，比起在一群人面前表演，一定是几个亲密的朋友的祝福要有意义得多。原来她一直以来都因为虚荣心想要给大家展现她们的友情，让无关的人都看到她们亲密无间。

她的虚荣心！

自她知道实情的11月底以来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她因为代课、实习、毕业论文和旅游忙得不可开交。她总觉得有一天会有ｉ的消息，就像过去某一个傍晚，ｉ突然发消息给她让她看月亮真美一样。

可是她总算开始害怕了。害怕这样一条消息再也不会来了。

她最近总是一喝醉就哭。她平时克制不去想的ｉ的存在，她对ｉ的罪恶感，她无限的空虚和对失去的恐惧。过去的她也经常喝醉酒后哭，只是那些时候总是ｉ和Ｍ在场的。没有人看她哭了，她的哭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场撒娇的表演了。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在那些和ｉ在一起的时候，她干嘛不多笑一笑！

12月23号，她收到了Ｍ从德国寄来的两张圣诞贺卡。Ｍ之前已在电话里嘱咐过她帮她转寄ｉ一张。为此她要去问ｉ的妈妈她家的住址。一个多月了，甚至她已经只身出发去欧洲了，她仍然迟迟没能联络。明明只是发一条消息的事，可这条消息对她来讲太沉重了。她又自私了一次。

C告诉她，ｉ的生活是她自己的，不是她们用来写作的材料。她当然明白她不能这样无耻地利用ｉ。可是ｉ，小写的ｉ，早就是她自身的一部分，是她人格的一个投影了。她写ｉ，最终写的还是她自己和她的自恋。她觉得她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

这些天因为冠状病毒她变得很绝望。身在国外的她被感染的危险自然是很低的，在生死问题面前，置身事外的她似乎连绝望的资格都没有。在疫情刚开始扩散的时候，她就发了一篇文章在FB上，担忧疫情带来的民族间的歧视、仇恨，以及被被煽动的种族主义。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几天不仅在日本，在欧洲、美国都相继出现了歧视中国人的事件，很多时候伴随着语言和肢体上的暴力。

她拿着中国护照，在中国长大，当然是中国人。可她不仅仅是中国人，她还是一个人。她不愿被国籍和民族身份所定义，她的identity应该来自她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可当她在Twitter上看到仇视中国人的发言的时候，仍然感到一股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恶心，当然要大过她在看到对于其他人种和民族的歧视发言的时候。她成了当事者，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了。对发言者的蔑视，已经不足以解决她心中的痛苦和绝望了。

她知道这时候她需要ｉ。她需要一个和她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和她因为同样的问题而苦恼挣扎过的人。她们可以什么也不说，只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知道“至少我懂你的绝望”就足够了。她相信，两个人的绝望，就能够指向解决问题的community的形成。她向来是乐观主义的。

可是ｉ不在，她只能独自体验这种分裂。那一瞬间她好像突然懂了ｉ的感觉。她一直想在这样的低谷期逃离日本，一直期待着去欧洲的毕业旅行好转换心情，可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她只想一动不动，想消极地跌入绝望的深渊。

出发前夜，她又梦到ｉ了。这一次的ｉ不像上一次梦中冷静却带着点残酷，而是变得行为诡异，不可捉摸了。见不到ｉ的日子里，她的想象和没有根据的臆测已经把ｉ变成另一个人了。

原本应该是ｉ坐的位子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姐姐。姐姐人很好，起身问她要不要把行李放上去。她一边答应着谢谢，一边强忍着眼泪。还好大家都带着口罩，谁也看不见谁的表情。疫病中人与人的距离，因为用口罩遮住的脸和猜疑越来越远了。

她记得很久以前和C讲过，她相信所有的烦恼和困惑都来源于知识的不足。在绝望中她依然努力保持着这种态度。她带了几本书出来，其中一本是很早前就想看的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现在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翻开它了。

引言里提到了安德森研究民族主义的契机。

1956年11月的一天，当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闲逛时，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当他试图阻止这些学生的暴行时，却也和那个印度人同样遭到殴打，连眼镜都被打落了。这场攻击行动结束后，这群英国学生列队唱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吾皇》。日后安德森自述当时他“愤怒至头晕目眩”。这一事件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站在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这个青年时期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

安德森是爱尔兰人，在中国出生，辗转美国，而后在英国接受教育。可她相信，在他出头阻止暴行的时候，他不是作为哪国人，而只是作为一个人，怀有一个人应有的最底线的良心和道德而发声的。她不明白，网上散布仇恨和歧视的人的恶意来自哪儿，敢因为偏见而出手打人的暴徒的恶意究竟是由什么支持的；她不明白，同样是人，为什么不以友爱而以单纯的不加掩饰的恶意去待人。安德森的行为对她来讲并非一种英雄壮举，任何一个有良心和共感力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去做。

可是她不能被恶意和绝望打败。那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去年一年她在女权主义的文脉上清楚地认识到“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现在她知道，在民族主义的领域里这句话一样通用。无论她自己的identity多么动摇不定，作为一个人，她就要坚定地同民族间的仇恨和歧视作斗争，不管对象是异邦人，还是她的同胞。

过去有 “Wandering Jew”，现在有 “Wandering Chinese”。根据民族、国家、血统而建立起的民族主义神话在她身上，在许许多多游荡在各地的国人身上都已经解体了。她不想擅自推测ｉ痛苦的原因，可她知道，这种夹在两个民族，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生活方式给ｉ的青少年时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现在的她。她想正是因为这样她们才那般亲密无间。

她不能永远把绝望寄托于感情。她要把绝望付诸于行动：解决绝望的行动，而非加深绝望的行动。

登机前她在机场免税店买了香水。她和ｉ都很喜欢的CHANEL CHANCE的甜甜的粉红瓶子。以前每次提起香水，她和ｉ、Ｍ都会想到她们大二时一起在国立电影博物馆拿学生证免费看的The Danish Girl。接受了变性手术后的 Lili 找到了一份在商场推销香水的工作。电影里她拿着香水瓶往天上一喷，然后转着圈钻进香气的云雾里，满是欢喜。后来她们经常聊起这个场面，边笑边模仿，谁也不提看完电影后三个人都哭成了泪人时的心情。

她想，不管让人苦恼的是性、性别，还是identity，只要坚持解决绝望的行动，就总会有像 Lili 钻进香气里那样欢乐而满足的时刻。纵然绝望的时候是大多数，斗争的路一定布满了荆棘，至少她对ｉ的思念和愧疚不是白费的。她的绝望不仅没有摧毁她，还让她反抗的意志燃烧得更炽烈。她希望有一天ｉ明白了她的心意，能感到慰藉，能为她们的友谊和相遇而感到骄傲。

日语里的「愛情」对应的是中文里的 “爱”，而不单指男女之爱。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疫病时期的爱情至少在她的心里逐渐增长了。她想读一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结尾给她听。

阿里萨眼睛眨也不眨地听他说完，然后从窗户中看了看航海罗盘的刻度盘，看了看清晰透明的天际，看了看万里无云的十二月的天空以及永远能航行的河水，说：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再到‘黄金港’去！”

费尔米纳震惊了，因为她听出了昔日圣灵所启发的那种声音。于是她瞅了一眼船长：他就是命运之神。但船长没有看见她，他被阿里萨冲动的巨大威力惊呆了。

“您这话当真？”他问。

“从我出生起。”阿里萨说，“我从来没把自己的话当过儿戏。”

船长看了一下费尔米纳，在她的睫毛上看到了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阿里萨，看到了他那不可战胜的自制力和勇敢无畏的爱。于是，终于悟到了生命跟死亡相比，前者才是无限的这一真谛，这使船长大吃一惊。

“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未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他问。

阿里萨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