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燕》||废墟中的花朵

《劳燕》||废墟中的花朵

文/冷涩

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思考了很多个题目，现在定稿的题目也不是很满意。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了这本小说，我第一次产生了恍惚的错觉，我不知道怎么下笔，想写的内容有太多，落到笔尖却只能化作无声的叹息和一串串虚无的省略号。

邂逅于专业开展的关于“北美新移民小说”的讲座，我开始认识了张翎这位女作家，慢慢地了解到一些海外文学的知识。

小说的整体线索其实是结尾一封在地板下意外发现的信件，这封信件勾勒了一种战争的想象，也揭开了尘封往事的原貌。

2015年8月15日，七十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浙南山区深处的中美训练营里，两个美国男人，一个是牧师比利，一个是教官伊恩·弗格森，和一个中国男人，训练营代号为635的学生刘兆虎，三人庆祝胜利。他们大醉相约，来日死后每年都在月湖相聚。

七十年过去了，七十年的岁月变迁，这三个相聚的灵魂，用亡灵叙事的特殊方式，用“多声部”将往昔娓娓道来，吐露每个人内心掌握的一部分秘密，补缀发生在月湖的历史真实。一个女孩子的形象从三人的回忆中翩翩而来，她赤手推开残酷的命运，用不熄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三个男人的魂魄。这个女孩便是全书的主人公，在他们的故事中她或叫斯塔拉（星星），或叫温德（风），但她真正的名字是姚归燕，小名阿燕。

战争使人性骤然裂变，把看似长久的人生浓缩成了几个短短的瞬间。阿燕在灾难和耻辱面前表现出的是巨大包容力与坚强勇敢，使她成为了三个男人的救赎者，在她面前，任何企图拯救她的男人都比她软弱。

面对父母的不幸死亡，面对日军惨绝人寰的蹂躏，面对全村人的流言蜚语，面对青梅竹马的排斥和拒绝，她的心早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但她仍在低矮恶劣的环境中卑贱地活着，却无言中保留了自己的心灵和尊严。

摆在阿燕眼前的，是同胞的冷漠、歧视与侮辱，即使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四十一村，来到了月湖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里，自己曾遭受日军强暴的各种“消息”依然通过人们津津乐道地嚼舌根而广为流播，甚至成为一个叫“鼻涕虫”的男人非礼轻薄她的借口。

在训练营，当着众多人的面，她挑开了心中层层掩盖的伤疤。那些人都以为她不敢，因为她要脸皮。“可是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把她逼过了头。十步整好的事，他们偏偏走了十一步。就是那一步，把她推到了谷底。坐在谷底看天，天又是另外一副样子，竟让她把没有一丝缝隙的黑暗，硬是看出了一条破绽。”阿燕突然就懂了，面皮再重要，也紧要不过性命，一个人若把面皮舍了，会做出别人意想不到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她平静地控诉着，把眼泪生生吞进了喉咙，她说出了那番令人潸然泪下的话：“我逃回家后，他们都不认我，他们觉得我遭了日本人的欺负，他们就可以欺负我。……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日本人算账？”

牧师比利称她的所作所为是“一场从蛹到蝶的蜕变”。那天阿燕走在路上的感觉，在书里的描写，像是去做了一场犹豫了很久却最终不得不做的手术，不是给别人，而是给自己。她的一只手溃烂了，脓血流得到处都是，流到哪里就感染到哪里。于是她终于明白了，手和性命她只能挑一样——她只有狠狠心把那只手剁了，才能保住性命。

阿燕还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不想让“鼻涕虫”轻易被枪毙，她要让他打完鬼子再死。在一次炸毁任务中，“鼻涕虫”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选择只身诱开敌人，最终牺牲，脑袋被日本人砍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这是“鼻涕虫”的忏悔。这个女子又一次做出了常人震惊佩服的事情，她在漫长的犹豫与决绝之间，将那支离破碎的尸身缝成了一个整体，并取下扎在辫子上的手绢，在“鼻涕虫”的颈脖上围了一圈，遮住了那条缝痕。这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她在女性的悲歌中超越了苦难。

《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对作者张翎的采访，她说“劳燕”这个书名有两个寓意，一是因为女主人公叫“阿燕”，是个常见的江南女子的名字；二是暗指分离，“劳燕分飞”，战争使相爱的人分离，它隔开了阿燕和刘兆虎，后来又隔开了伊恩和阿燕。更深的分离是人和人，人和故土，人和社会关系的惨痛分离，那既是一种悲伤，也是一种怜悯。

小说的主旨是“宽恕”二字，张翎说道："写战争也不是真是想写战争。我其实是想探索灾难把人性逼到角落的时候，人性会迸发出来什么样的东西，是有什么样我们平日在和平的时代里面不曾见过的巨大的能量。"

战争让拥有的尽都失去，而爱让破碎的又都复原。我们从废墟中走来，我们等待着废墟中看出花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渐渐回归，还是在渐行渐远。那是所有人的战争，也是每个人的战争。我们肢解了庞大的战争，每个人手里都捏着那么小小一块，可以说，它就成了一个人的战争，我们无法去衡量这一切。当我们深处命运的漩涡之中苦苦挣扎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迷失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