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背景下的“大学之道”

文/LShujie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意？即真正的博学之道，是发扬光辉美德之道，是教化民众之道，更是以“成为至善”作为每个人的人生终极目标之道。

诚然，《大学》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其重视德行教养与社会责任感的“大学之道”在中国历史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方法论，更是给予了古人一套完整的由己及人的治国理论体系。

然而，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古人的“大学之道”，其无可避免地展现出了它作为一套治国理论的先天缺陷；若要在新时代重新发扬“大学之道”，则必须对其进行再审视、再批判、再保留和再丰富——唯有切合时代的需要，古人的智慧才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首先，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在人本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的思想派系。无论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庄严宣誓，亦或是《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训诫，都深刻体现了儒家“动而世为天下道”的气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更是反映了“大学之道”由己及人的，从“自明德”到“明明德”的治国步骤。由此可见，“大学之道”强调个人之德起社会教化之用，其服务的终极对象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其教化民族的目的仍是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是“开太平世”，于是，儒家的基因中天然地包含了守旧、守成的因子。

其次，传统儒家思想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究竟是先有人，还是先有德？人与德，孰先孰后？显然，有人方有德，人为德之本，德以人为基。然则儒家“大学之道”以“明德”为中心，纵然作为个体的人是德行存在的基石，“大学之道”的服务对象却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集体的社会——朱熹之所以“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正是希望学子“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可见，传统儒家思想偏离了人本之道。

不过，纵使有着守成之缺、人本之偏，“大学之道”在个人品性之养、社会教化之用上仍有着无可辩驳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物欲横流、泥沙俱下、法制尚不健全的当下，德治更显重要。当代中国对传统精神的传承是断代的，“一刀切”的文化政策纵然切除了封建迷信的文化毒瘤，却也切走了民族的精神依靠；在物质文明得到极大发展的当下，精神文明的短板愈发凸显，这也正是国学如今受到热捧的原因之一。

即使如此，我们对“大学之道”的传承也不当是照本宣科，必应与时俱进。

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之道”，应是古今结合之道、中西结合之道、德威结合之道：我们不强求每个人都有“平天下”的宏愿，但仍愿人人以“止于至善”作为人身之标的。我们不苛求每个人都要以服务社会为生存的终极目的，但仍希望人人心怀家国。我们也不会像曾经的中国那般守残抱缺，而是鼓励人人皆竞争、人人皆奋上，勇于拥抱新事物；不仅鼓励德行的养成，也认可对物质的追求。当下的“大学之道”，应是市场竞争之识、诚心正意之德、德威并施之策的优雅结合。

总而言之，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集体，不仅应有彬彬有礼、诚心正意、心怀天下黎民的高尚，更要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拥有一种敢于亮剑、敢闯敢拼、不甘人后的竞争意识——一个心系未来的民族，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道德的教化，也不单单是社会的有序；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时常反省过去、时常仰望星空，在历史的曲折中吸取教训的脚踏实地的民族！

现代背景下的“大学之道”，亦应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