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避讳杂谈

对避讳、忌讳作壁上观，不难发现它的幼稚和愚蠢。大年初一清扫屋子，就断送了一年的财运么？乘客不经意吐出“沉”“成”之类的字眼儿，日常维护得好端端的船就沉下去了么？不管相信天命或者人为，我们都能判定这些缺乏因果逻辑的避讳、忌讳，类似于远古巫术，徒增人们的恐慌和惊惧，实在毫无意义。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每当身处其间，我们常常身不由己，或遵循它的原则，或成为它的奴隶。

明代无名氏的《时尚笑谈》里有一则笑话，说“昔一士人，带仆挑行李上京赴试，忽被风吹落头巾，仆曰：‘帽落地。’士人嘱曰：‘今说落物，莫说落地，只说及地（第）。’仆如其言，将行李牢栓于担上。士曰：‘仔细收拾。’仆曰：‘如今就走上天上去，也不会及地（第）了。’”自从隋唐开始科考，此类笑话层出不穷，讥讽嘲弄读书人对“落第”的迂腐避讳。事实上，无论怎么避，绝大多数读书人都避不开几乎命定的落第厄运！明知投放的名额那么少，参考的人那么多，及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富贵荣华的希望太渺茫，内心当然战战兢兢忐忑不安，而这些饱读诗书不肯直面现实的家伙，除了做梦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还能做什么呢。

避讳并非酸腐书生的专利，一穷二白、头长癞疮疤的阿Q，不但忌讳“癞”“耐”，而且引申开去，忌讳“光”“亮”，乃至“油灯”“电灯”了。可怜的阿Q，显然经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但为了自己的避讳，却不惜与伤他自尊的王胡、小D大打出手，无益无趣地消耗着仅有的宝贵热量。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那种敢于正视自己、直面人生的抗争。阿Q随同旧的制度死去了，可他不死的顽固忌讳，还时时闪耀在我们的大脑中，挥之而不去。

与当权为政者比，小民百姓的避讳只是小菜一碟，不能同日而语，岂可相提并论！汉文帝刘恒，改恒山为常山以避其名讳，大手笔吧。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作皇帝，普天之下只得用“人”字替代“民”字……谁敢不避皇帝之大讳？甚至他们咽了气，也有与众不同的专用说法：国君皇帝死，称崩；诸侯死，称薨。他们的死重如泰山，百姓的死自然轻如鸿毛了。可悲的是：轻如鸿毛的升斗小民还要委婉曲折地称死为“老了”“没了”，就是不肯老老实实说出一个“死”字来！在一个思维正常的现代人看来，人死如灯灭，无论贵贱，莫不如此，没什么可避讳的，也没任何理由分出个三六九等。但一个等级森严专制残暴的社会，一个上上下下都畏惧死亡的民族，怎能不粉饰生命、避讳死亡呢？活得猥琐苟且，死得隆重虚伪。

神医扁鹊察视蔡桓公有病，劝其及时医治，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可桓公就是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讳疾自然忌医，忌医不免病亡。历史上像扁鹊那样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太少，就因为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桓公似的人物太多。他们唯我独尊、自以为是，从不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过错，非得弄到你避讳、我避讳、大家都不得不避讳，最终国破家亡不可。这是专制体制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致命绝症。

想起古代官员出巡的情境来了。一班爪牙高举“回避”“肃静”的招牌，在开道锣鼓的伴奏下，百姓肃立路旁低头垂手，或者五体投地行跪拜大礼，表达深入到每一个细胞的驯服服帖，这不是避讳产生的根源么？这不是避讳的绝妙象征么？偶尔有一两个项羽刘邦式野心勃勃的人，心底里暗自嘀咕着“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成王败寇的历史告诉我们：取而代之以后，百姓还得回避、肃静，作驯服奴隶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避讳是统治者的统治术，是小老百姓苟延残喘的救生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