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五十八章曾经讲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证明了福与祸的因果关系，有福就有祸，有祸就有福。萧何如此，商鞅亦如此。
提起商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商鞅变法吧。那么对于这个变法，他的得与失分别是什么呢？对于秦朝来说，商鞅变法，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让我们先看看商鞅变法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崛起的过渡时期，这就使得奴隶的土地国有制（也就是说土地是全体人民的，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拥有土地），逐渐变成了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地主拥有土地的享有权）。简单的说，就不再是曾经的井田制（把土地分成九分，八家各占一份，中间的一份共同耕种，视为国家的），因为周朝后期周文疲弊，诸侯国们不再向周天子提交贡金，土地逐渐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地主获得的经济实力猛涨，自然就想要更多的权利，也就是政治上的权利，因此社会发生了秩序上的变革。经过这些地主们的要求，就产生了各国的变法，比如说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他们建立了地主阶级统治，也就是封建经济。
而在这全体变革的时期，处于“蛮夷”之地落后的秦国却还没有变法。因此，秦国的社会经济就低于其他的国家。这下秦孝公急了，他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国家一天天的强大，自己渐渐处于被动的状态，于是忍不住了，就颁布了求贤令，力图变法。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原因和背景。
那么问题主要就出现在土地的分布问题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鞅就采用了重农抑商的办法，也就是努力推行农业，而商业为最末业，还鼓励人们开垦土地，甚至那些努力开垦土地工作的人竟可以免除赋税。他还废除了井田制，创立了土地私有制，可以使百姓用自己的土地，并且开垦的土地也归属百姓。这样的变法自然是激起了百姓们农耕的热潮，使得变法时间落后的秦国，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国家。在经济上带来的这些好处，使得秦国的地位在七国中迅速崛起，变得不再使人瞧不起了。
众周所知，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是从分封制变成了中央集权制度，而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人则是商鞅，他创立的这个制度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先说说，后期的周天子为什么掌控不了诸侯了？周文疲弊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周文疲弊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诸侯国拥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周天子给诸侯们分封了土地之后，就不再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有，接受诸侯国的供奉。这样的话，一块一块土地分封出去，一点一点权利被夺走，那么真正留给周天子掌控的实质上就只有京都那么大的地方了。刚开始的诸侯国还会畏惧周天子，但渐渐的，诸侯国日益强大，而周天子却没有什么作为，因此，诸侯国们渐渐就不把周朝放在眼里了，只是名义上的遵从，要反抗其实很容易，这才引起了春秋战国的混乱和周文疲弊。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分封制而导致的，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商鞅就创立了一套新的制度，即“郡县制”，又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
而中央集权制度，就是说把地方的权力削弱，使权力集中在中央。如何削弱地方权力呢？这就运用到了郡县制。郡县制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将全国分化成很多个郡，再在郡中划分很多县。也就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总之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央，避免再发生类似周朝的情况。但是，有利就会有弊，中央集权制对于君主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如果碰上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使用中央集权制就很明智，但如果碰上一个类似于秦二世的君主，那么大权就会旁落。
这又是商鞅的功劳，对后世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后面的“功劳”，仅仅在当时有用，而不适合长久。
《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这一句话：“鞅少好刑名之学”。何谓刑名？其实就是法家学说（因为法家主张“循名责实”，以刑法治国，所以称法家为刑名之学）。商鞅实行连坐之术，何为连坐？《史记》中有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意思是，如果一家犯罪，他的左右十家邻居不告发他的话，就必须犯罪者一块受罚。而如果一个家有两个成年男子，而因为逃避赋税不分家，就惩罚以二倍的赋税。这迫使那些人必须分家，也确实为秦国带来了好处，在户口登记的“合法居民”明显有了很大的提升。
运用商鞅在法律上的变法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可谓是真的做到了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是靠什么做到的呢？自然是商鞅严酷的法律。人们不敢触犯法律，所以才做到这样的。但是试想，以暴制暴这样的方法，能够持续多久？人民受压抑久了自然就会爆发，因为他们并没有从根本的内心深处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是被动的。再加上，商鞅变法设置的徭役，让百姓无偿为国家服务，徭役清了还好说，万一重了，那就一定会发生暴动。秦始皇时期引发的爆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说，真正能治理好国家的方法，是要按长久的，也就是儒家的方法来治国，因为儒家讲究的是深入民心，而法家讲究的是快速，适合于那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因为当时，最主要的不是如何深入民心，而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国家发展壮大，并且迅速的发展。但如果，到了太平盛世，仍然用法家的方法的话，那就是咎由自取了。因此，我认为秦朝后期的灭亡，怪不得商鞅。毕竟商鞅出生在秦孝公的时期，他制定的方法本就是应当在秦孝公时期所用的方法，而秦孝公时期用他的方法很好的统治了这个国家，就证明商鞅变法，是福，不是祸；是得，不是失。而不能因为后世运用商鞅变法的方法造成危害，就说商鞅变法是“祸”，因为从不同的方面讲，有得也有失。
所以，商鞅变法，不能笼统的概括为是福还是祸，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结果自然就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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