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好人难寻，孤胆英雄，找回快乐的自己

      《三块广告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能体现“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它的感觉和得到的结论都是不同的，你既可以把它看作一部中年女性的心灵鸡汤，也可以把它看作对美国中部小镇生态的现实反映。但还有一个其实异常直接的电影议题在讨论中或许被忽视了。那就是：政治。

      这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在现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买下路边的三块广告牌来向公众传达对当地权力机关（以及具体负责人）的不满，那么这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

      一个族群用以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资源之间矛盾的机制，这便是政治的源头。而这个问题正是影片核心矛盾的源头。在威洛比和米尔德雷德唯一一次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时，这一矛盾暴露得非常清楚。在米尔德雷德看来，公共部门应该付出任何代价以找到杀死女儿的凶手，譬如让整个镇子甚至整个国家的男性提供自己的DNA样本。

三块广告牌：好人难寻，孤胆英雄，找回快乐的自己

      这个提议，即便在最为同情米尔德雷德的观众那里，无疑也是荒谬的。任何人都知道——除了米尔德雷德自己——没有一个社会应该为某个单独个体的需求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警长威洛比给出回答是：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有《民权法》。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个人的诉求和群体利益产生如此之大的冲突时，社会契约对个体的约束作用已经消失了。“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从米尔德雷德租下三块广告牌的时候开始，她就已经知道：挑战，而不是服从这个社会的权力秩序，是她解决“女儿问题”的仅有出路，因此她开始顺着这条道路一路狂奔。而威洛比和全体观众将会逐渐意识到的是，在这个小镇上，真正的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杀死米尔德雷德女儿的凶手是谁，而就是那三块路边的广告牌。因为那是一头母狮对狮群之主发出的嚎叫。

      当迪克森发现三块广告牌的存在时，他立刻给威洛比打了电话：我们有麻烦了。

      无法找到凶手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威洛比和迪克森们的麻烦。只有当米尔德雷德通过广告牌向公众指出她个人的这一问题时，它才成为一个足够大的“麻烦”。

      因为这是一种挑战，对权力和秩序的挑战。通过这种挑战，米尔德雷德成功地把一个私人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公共的问题。而一个公共的问题，总是要比一个私人的问题，值得调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去解决的。

      这样的策略的确在短期内产生了作用，威洛比至少是在表面上行动起来了。但接下来的影响更为深刻，这让小镇的居民们开始分裂，在相当部分的人看来，米尔德雷德—而不是某个阴暗的凶手—才是小镇秩序的真正威胁。

      个体的不幸遭遇经常获得公众的同情，但也仅此而已。当有人以跳楼、跳桥等阻碍公众利益的方式强调自身诉求时，公众就会变得冷漠，甚至敌视。牙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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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战壕同一边的迪克森选择的策略则是怀柔式的。当他找到米尔德雷德对她说，这样公开诉求的方式至少对于威洛比个人来说是不够公平的。后者却这样回答他：总得有人为此负责吧——当整个社会遇到无力解决的系统性问题时，要求特定个人负责、下台就成了最后的不是答案的答案。

      在这里，不仅是迪克森、牙医这样的对立面。实际上对于米尔德雷德本人来说，问题也已经不是“凶手是谁”，而变成了“谁该负责”。在影片的后半段观众们会发现，在米尔德雷德的内心深处，除了凶手之外，自己（因为最后一次与女儿的冲突）或许是那个真正有责任的。因此既然无法找到凶手，米尔德雷德尤其需要相信（以及让其他人相信）威洛比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不是这样，她又要如何在绝望的生活中继续下去呢？

      尽管没有任何问题被解决，但在广告牌上被点名的威洛比终于还是“下台”了。尽管在剧情中，这是病痛的作用。但是就如同现实中的权力交替一样，他的离开留下了一个令人生疑的悬念：“应该为此负责的”威洛比真的走了，米尔德雷德提出的问题会被解决吗？新任的长官能够让小镇走出这场政治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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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的出场一度带来了希望——他是一名黑人，是当地警察局中的少数群体，看起来是和威洛比、迪克森完全不同的人。但曙光稍纵即逝，尽管新警长对米尔德雷德——他上任最彻底的反对者——释放出了善意，尽管他也很快把迪克森——上任最顽固的支持者——踢出了警局。但是除此之外，看上去他也不打算再为追查那个引发一连串问题的“凶手”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这让米尔德雷德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她的诉求达到了目标，她希望“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死了，但她真正的问题就躺在原地，一动不动。更糟糕的是，她的反对者们已经开始主动升级这场政治斗争，米尔德雷德被视作小镇公敌，他们中的一个烧掉了她的宣言，这没有留给她任何其他的选择了。于是她终于开始怀疑非暴力式的抗议行动本身。她系上头巾，带上汽油，她采取了政治斗争中最为暴烈的一种，她的目标也不再是具体的、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某个个人。她把怒火撒向了这个小镇上的权力机关本身。“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

      就像勒庞的《乌合之众》关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一个很典型的群体发挥作用的例子，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投票，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正像我们现今的网络舆论，加上匿名性这个“面具”的保护，不实言论、虚假信息肆无忌惮，污言秽语，人身攻击，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三块广告牌：好人难寻，孤胆英雄，找回快乐的自己

      《三块广告牌》揭露出的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症候：暴力的日常化。即便人类赞美理性，推崇文明，隐匿于楚楚衣冠之下的激烈情绪和莫名暴力并未因此消亡。如果生活是一潭死水，“日常化的暴力”就是潜藏在水面之下的暗礁，它不够起眼又无处不在，一不小心就让你的人生就此搁浅。

      《三块广告牌》里有个细节，米尔德里德闯入出租广告牌的职员的办公室时，他正手捧着一本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奥康纳是南方哥特式风格的代表作家，热爱抒写暴力、贫困、愚昧等社会问题。她曾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恩典时刻（Momentof Grace）的到来做好准备。”

      在这个“好人难寻”的社会，人人都面目模糊、善恶难辨，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真、善、美，没有全盘放弃也没有彻底和解，只有对“恩典时刻”的一如既往的期许，以及和生活永不停歇的抗争。

三块广告牌：好人难寻，孤胆英雄，找回快乐的自己

      真正的转机似乎在影片的末尾终于到来。看上去，迪克森终于抓住了那个“强奸犯”。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找到了真凶，已经把所有精力和名誉都押在了“对抗”上的米尔德雷德可以找到新的人生重心吗？威洛比一家会原谅米尔德雷德吗——尽管或许她们也不会真的认为她造成了威洛比的死？迪克森又如何呢？已经把米尔德雷德视作小镇公敌的居民们又如何呢？

      在愤怒的循环里，问题早就已经不是关于那个“真凶”的了。虚幻的希望终于也被打破。但迪克森本能地知道，为了米尔德雷德和自己，实际上也是为了整个小镇，希望必须被保持下去。

      于是他拨通了米尔德雷德的电话：我找到了一个强奸犯，他或许不是你的强奸犯，但他是一个强奸犯。对话的玄机其实隐藏在警长和迪克森之前的对话里。警长向迪克森暗示，那个“强奸犯”其实是服役于海外沙漠地区的一名军人，根据他的行程，他几乎不可能是强奸米尔德雷德女儿的凶手。另一方面，尽管根据迪克森亲耳听到的事情，他很可能是一个恶人，但是“不管他在那边做了什么，他在美国是无罪的”。

      迪克森的答案是肯定的，米尔德雷德的看法和他一样。他们都知道，那个人须是一个坏人，必须受到惩罚。因为这是唯一解决小镇境内政治危机的方法。

      对于迪克森和米尔德雷德而言是这样，对于小镇居民、对于观众们来说同样如此。无论是谁，都不会愿意在愤怒和绝望中生活太久。随着迪克森和米尔德雷德驾车远去，影片也画上了句号。事实上，这体现了《圣经》中一种理想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如果你自己想要在人生中得到任何快乐，不能只考虑自己，而应为他人着想，因为快乐来自于你为别人，别人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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