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
经过漫长的历史接力,在清代后期,中国的专制统治已经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这个被统治者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退缩和含糊。而左宗棠却似乎是一个天外来客,他身上的清可见底、锋芒毕露、刚直激烈,与这个民族的整体气质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这种性格当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说他:“刚烈而近于骄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的多。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次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
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的稳,须知他人也要站的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起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身后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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