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作家刘震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描述了中国式的生存困境和孤独感。
小说对中国式生存的描述主要是完成两件事：一是，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二是，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这两件事往往纠缠在一起。
小说上部，杨百顺对天主教神父老詹说，我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但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杨百顺为了生存，换了许多工作，改了几次姓名；没人指点，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老詹第一次不是以主的名义，而是以“叔”的身份给他指点，他一直铭记于心，老詹修建教堂的梦想变成了没有信仰的吴摩西的梦想。小说下部，牛爱国遇到感情和婚姻的种种困境，从一个地方出走到另一个地方，为了解开心中的烦恼，也为谋生，或者就为了说上几句话，不远千里找战友、同学和朋友；为了搞清楚母亲死前想听的一句话，千里寻亲；为了情人下次再说的一句话，不断寻找。
中国式生存的两件事都和孤独密切相关。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两件事。我们像流水线的产品一样，依次完成了生活中的各种流程，却未必能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就算是婚姻也没办法保证两个人说得上话。我们不停地追寻梦想，想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和老板，依然可能达不到儿时的梦想，甚至连基本的适应都做不到，憋了一肚子话无人可说。这就是中国式生存的两个困境。
困境一：找不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儒家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论语》是中国人伦理的典范。
以下是小说中的一段叙事，汪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论语》：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
原来，中国人自古就孤独。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有人说这本小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暗含几代人命运的对称和循环。牛爱国是吴摩西的外孙。吴摩西结婚后和老婆无话可说，后来老婆和人跑了，自己不想去找，迫于亲朋好友的压力，开始假找老婆，最后远走他乡。吴摩西看到老婆和别人在一起，杀人的心都有。但是在动手一刻，看到老婆和“隔壁老王”是真的说得上话，又放弃了。这样的命运，在牛爱国身上再次重演，形成了命运的对称和循环。祖辈的故事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的延续。
困境二：达不到的梦想
正所谓，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刀不一定能拿人，话却可以拿人。
说话又分实和虚，多和少，还有说话的气势、节奏……不同工作需要不同的说话方式。
工作表面上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一种提供物质供应的途径，但是工作包含了梦想，包含了称心如意的说话方式。不会说话，工作就做不好，工作做不好，就被人所轻视和欺负，甚至抬不起头，混不下去。
小人物也有梦想，比如，杨百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像罗长礼那样喊丧。他从卖豆腐开始、杀猪、挑水、剖竹子、扛包、种菜、蒸馒头、到贩大葱，换过很多工作，却始终没有实现儿时的梦想，最后改名为罗长礼。多少人，特别是草根阶层，竭尽全力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为了自由而艰难地寻找自己，为了突破重重的心灵壁垒找到一个心灵契合能交心的倾谈对象，在复杂冗长、缠绕纠结的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
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利益冲突等原因，我们往往陷入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的表现手法
最后，再谈谈小说的表现手法。它的表现手法很独特，像河流一样流到哪算哪，却又不可避免的交汇。
《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宿命的，它的叙事遵循着“因果循环”之说，凡事皆有其因，每个人物都有其来龙去脉。世间之事，“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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