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不愿意提起我工作的第一年，也就是我担任班主任的第一年。那时候，我刚毕业两个月。就是那一年，我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
在那一年之前，我觉得孩子都是天使，在那一年之后，我开始承认孩子也有罪恶。那一年，我见过残暴的校园欺凌现场，我了解到过小女孩儿在同学间卖身，我也因管理严格被学生雇黑社会威胁……那一年是令我崩溃的一年。
在那一年里，有这样一件令我崩溃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是八年级史地生中考的考场。所以每到史地生中考前几天，学生们就要迁往我们的北校区学习。换一所学校，换一间教室，孩子们根本静不下心来学习。千叮咛，万嘱咐，班会一遍一遍地开，孩子们还是跟撒了欢儿似的满校园跑。每一个课空，午饭空，都是令我们惶恐不安的时段。好在，第一天一直坚持到放学，没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心还没安稳多久，问题马上就来了。晚上，一个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来，说孩子连夜做了手术，锁骨碎了。那一天，我基本上没有睡觉，不停地打电话向家长和孩子了解情况。在家长不同的说法里，在孩子不断修改的陈述里尽可能地去串联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大致结果就是：两个孩子课间空在校园里追逐打闹，致使另一个孩子撞门伤到了锁骨，而受伤的孩子为了不让我知道，特意做了隐瞒。
刚开始是和还在校的那个孩子了解情况，后来分别单独和两位家长了解情况，再后来通过电话向受伤的孩子了解情况。期间，我也把事情报告给了学校，但大家都只是问问而已，我独自一个人为了这件事情着急忙慌地想办法处理。后来，两位家长争论的焦点是原因在谁身上、该怎么赔偿。于是，他们对事情的说法变了又变，两个关系本不错的孩子也开始不断的修改自己的陈述。每一次两家的交流总是不到两句就吵起来，凶起来，我到现在还怕当时他们吵架的轰鸣声。不小心伤人的一家一分也不想赔，受伤的一家赔得少了不接受。再后来，他们开始说“你没有责任吗？学校不赔一点儿吗？”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请教过律师的，我能判断责任在谁身上。但那种为这件事情操心费心的感觉真的让我崩溃，我刚从校园出来没多久，从来没有做主处理过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无助，似乎整个事情都是我的。那时候，我急得哭，急得咨询律师，委屈地给妈妈打电话。
两家的协商从北校到南校，从一次到四五次，从一天到一个月，死活达不成一致的结果。家长每一次谈崩，每一次出现想耍赖的倾向都让我担心不已，原来金钱利益的冲突真的扯不清。那时候我认真，也实在，每天除了早五点到晚十点的正常值班时间以及上课时间之外，我真的是全程陪着他们协商。没有人过问和帮忙，我就一个人处理。
最后，大致有了初步成果之后，学校终于出面了，请了法院的人帮忙做了协议，一人支付一半医疗费。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也明白了好多事情：不管你有无责任，只要出了事情，家长都会想让你赔钱：涉及到金钱利益，人们会说谎；学校不是处理不了，而是怕担责，班主任应是替罪羊。
但我也通过这件事情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处理后来面临纠纷问题的时候更加淡定、更加成熟、更加勇敢、更加有办法。起码，哭是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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