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理性的恶

《现代性与大屠杀》：理性的恶

01

时至今日，犹太人大屠杀早已如流星般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大多的亲历者、受害者都已带着他们的悲惨记忆离开了人世。

即使对于那些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而言，这也只不过是人性的一次失败，是反犹主义的集中爆发，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怪胎。

可事实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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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二战中共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按一天杀一百人来算，大概需要两百年才能完成。而纳粹德国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规模浩大的工程。

很多人会说，是希特勒激发了德国民众人性中残暴的一面，但据许多人事后回忆，当时执行屠杀的大多数军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某些残暴的精神失常的状态。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正常人，看到有人受伤会心生怜悯的正常人，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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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齐格蒙·鲍曼，当代社会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

他认为大屠杀远不止人性使然那么简单，对犹太人的屠杀很强的具有独特性，它并不是文明社会的毒瘤，而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而是文明自身的产物。

这次大屠杀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工程，依靠的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完美组织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犹太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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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特勒首次提出要清洗犹太人时，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来表明该如何“清洗”。起初，执行者只是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之外的地方。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这样做费时费力，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人员来执行这项任务。继而，“最终消灭”--也就是消灭犹太人的肉体，这个方案被提了出来。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官员们的理性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最高效最彻底的做法。接下来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理性自然而然的趋向了现代工业的生产模式。

《现代性与大屠杀》：理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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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和我们一样的正常人，怎么会突然变得毫无同情心呢？

作者认为，这是现代官僚体系抑制了人们的道德冲动，并将屠杀带来的道德压力淡化了。

首先，劳动分工使得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工作带来的后果之间产生了距离。许多人并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的我们亦是如此）。

例如，一个档案管理员，收集其他人的信息和搜集犹太人的信息之间并无差别，他看到的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数字文字。

距离的产生会淡化人们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压力，你当面开枪打死一个人和你在八百米外开枪杀人所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德国专家发明了毒气室这样的方法，执行者只需要轻轻按动开关就可以了，而不必面对一个血淋淋的人倒在自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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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样的距离也会产生道德冷漠。当纳粹在德国人中大肆宣传犹太人的种种劣迹时，人们发现自己的邻居（犹太人）并不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宣传很快就不攻自破，很难激起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

直到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屠杀才得以顺利进行。其实，对纳粹来说他们并不需要民众的愤怒，只要他们保持冷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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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官僚体系使得不道德的行为合法化。战后，在对许多战犯的审判中，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

对上级的忠诚取代了基本的道德操守，成了更高的标准。这是一个责任转移的过程，当被问到时他们会说，是上级命令我这样做的。

而上级会向在再上一级寻求庇护。如此一来，责任就成了飘在空中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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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我惊讶的是，在整个屠杀过程中犹太人的配合。纳粹把毒气室叫做“浴池”，而送他们进“浴池”的往往是犹太人自己。

最著名的犹太人委员会，就是负责集合犹太民众，然后把他们送上通往奥斯维辛的火车。

在他们眼里这是出于自我保全的理性考虑，毕竟“丢掉胳膊保住性命”总是好的。一旦有犹太人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保住了性命，就会有更多的犹太人趋之若鹜，向这个标准靠拢。甚至不惜诋毁同胞。

殊不知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自我保全的理性，极大的提高了整个屠杀机器的工作和管理效率。

结果就是更多的犹太人被屠杀，其中也包括那些暂时苟安的人们。

09

现代人引以自豪的理性、技术却成了这场悲剧的最大内驱力。

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一下，理性是否可以成为跨越道德的力量。道德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却也会受到社会系统的压制。

大屠杀虽已成为历史，但使得大屠杀得以实现的那些因素还存在我们的身边，并且这些要素正变得愈发的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条件可以，悲剧随时会重演，我们随时会成为刽子手。

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