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小飞
《乔家大院》中叙述，左宗棠出征新疆，朝廷拿不出军饷，乔致庸借出白银250万两助其平叛，虽左一再保证必定归还，然慈禧事后并不认账，左亦无可奈何。乔致庸跪在午门外讨债，被投入大狱，对此朝廷不做任何解释，并明确表示，不再要债，就放他回去。
如此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在朝廷并不多见，这是封建社会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集中体现。
对商人的轻视由来已久，在汉武帝时期最为苛刻，商人获利要如实上报朝廷并缴纳重税，如有隐瞒，被人举报并查实后，要满门抄斩，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让人费解。商业有助于互通有无，并且可以创造巨大税收，为什么不鼓励？这要结合落后的生产效率和交通运输来看，所有人类社会，必备的物质资料是粮食，只有在保证了稳定的粮食生产之后才能考虑其他的，遗憾的是，直至近代社会，仍旧旱灾饥荒不断，吃草根、树皮、观音土，甚至人吃人，史不绝书，而从某地运往某地的救灾粮食，受阻于运输方式，很多时候并无济于事，让所有的朝廷更为头疼的是，饥荒容易引起民变，历史上大规模的叛乱起义，大都起于灾荒，人要快饿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如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稳定的从事农业生产，就成了各个朝廷的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渔樵耕读，士农工商，皇帝皇后每年装模作样的一亩三分地，都把农业放在了主要的位置上，不断完善的保甲、户籍制度，也为农业生产的稳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偏偏商业活动是对稳定农业生产最大的破坏。
乔致庸从武夷山贩卖茶叶到俄罗斯，路过恰克图，有人拉过来一群马，让他们随便挑，用来换他们随身带的木碗，乔实在过意不去，又送了他一个铁锅，茶叶还没开始卖，顺便销售的生活用品就换了三千匹骏马回去。如此大的利润，足以使所有固守在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者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但为政者都明白，商业获取的利润再大，并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只是互通有无罢了，给国家交的利税再多，银子再多，没有粮食也无处去买，没法解决灾荒问题，也就解决了不了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持续下来，直到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和飞一般的交通运输出现以后。
庚子年慈禧出逃，路过山西，盘缠用尽，乔致庸借给朝廷30万两，资助西巡，慈禧念其厚德，给出的恩典是，下榻乔家大院。战乱平复后，从地方官到国内外商行皆以为太后是乔家的大靠山，各种汇兑生意都放心交给乔家去做，国税纳捐甚至战争赔款，晚清乔家在商场再无敌手。
欠了乔家银子，连句话都没有，慈禧昏庸么？能在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最高权位上稳坐半个世纪之久，不是仅凭运气就可以办到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满清政府虽是外族统治，其实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不可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但她就这么做了，别看你拿了那么多银子，一样让你下大狱，你让我高兴了，分分钟也可以让你笑傲江湖。这不过是慈禧太后是在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对乔致庸这样满身铜臭味的商人打心底里的轻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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