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书法家，太宗朝名臣苏易简的孙子，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外孙，本朝宰相杜衍的女婿，政坛上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苏舜钦，因为请朋友吃了一顿饭，自己的饭碗被敲掉了。
进奏院案的处理显然太重了，最重的当然是苏舜钦。但除去枢密副使韩琦和纠察刑狱赵槩此前说过几句公道话，处理结果公布以后，举朝噤声、万籁俱寂，肃穆得有如追悼会一般。人们已经看出了皇上此举背后的意图，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坛上新一轮洗牌的先兆，谁愿意撞上去触霉头呢？所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正因为人们都太明白了，或者说都对明白太痴迷了，而“明白”和“痴迷”一旦牵手，就成了“白痴”。
苏舜钦不是政治上很成熟的人，从春风得意到负罪削籍，这个跟斗跌得太诡异了。他郁闷，想不通，牢骚太盛无以排解。他当然盼望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但是没有，包括他的老丈人杜衍，包括曾为滕宗谅“横身挡之”，也曾赏识和推荐过自己的范仲淹，都没有站出来说话。他想起了欧阳修，永叔是他的好友，而且一向疾恶如仇，八年前，他曾书责谏官高若讷不敢仗义执言而被贬斥夷陵，他那篇痛快淋漓的《与高司谏书》也因此朝野争传。但欧阳修现在已不在中央，更不在谏院。还记得他离开京师陛辞时对皇上说过的话：我当谏官的时候可以风闻言事，今后如果还那样提意见，就犯越职罪了。皇上的回答是：有意见还是要提，是不是谏官不重要。看来皇上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他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除去为自己辩解和发泄牢骚而外，还透露了事件前后的一些背景情况，这些对他本人的重新甄别或许作用不大，却为后人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认识当时的政治生态提供了鲜活的现场材料。
进奏院案处理结果下达五天以后，皇帝发布诏书。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一日，虽然那时还没有光棍节的说法，诏书中却棍棒齐下。诏曰：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
最大的棍子就是“朋党”。“朋党”就是小集团，在政治斗争中，一旦祭起这根棍子，几乎所向披靡。诏书中，皇上把所有政治上的弊端——所谓的“承平之弊”——一股脑儿都归结在“朋党”名下，所有的腐败、低效率、非组织活动，以至按察使的“恣为苛刻，构织罪端”，甚至进奏院案中那些“属文之人”的“讪上”和“行怪”，根子都因“朋党”。“朋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最终，苏舜钦还是被贬为平民，他去到苏州，买下了一块废园，经整治修葺，取名“沧浪亭”。当苏舜钦一家在沧浪亭安顿下来，已是深秋了。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造了一座园子，自然要写篇记，不图发表，只为述怀。于是乎，写下了著名的《沧浪亭记》：
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傲万古……
这是庆历四年的秋天，这个时间很容易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他比老范写的早，也比后面那几位唐宋八大家们写的早，其实这时候的老范也被贬到邠州，也是因为朋党。虽然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但凭着想象能写下这千古名篇，也是厉害，除此还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曾巩的醒心亭记，都是贬谪时的作品。
贬谪是中国诗文长河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就不去说了，他是贬谪文学的老祖宗，动不动就把老祖宗抬出来，不好。庾信北迁而有千古传唱的《哀江南赋》，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最有意思的是南朝的江淹，因为被贬，写出了那么漂亮的《恨赋》和《别赋》。但上苍似乎太吝啬了，在仕途和才情之间只让你据有其一，江淹后来官场得意，诗文中却再无佳句，从而留下了一句令人沮丧的成语——江郎才尽。
今天，我们欣赏苏轼那些摇曳生姿的优美诗文时，是否应该对苏轼黄州的贬谪生涯说一声“幸甚”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