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1据说在2006年，温总理拿这个问题请教了国内6著名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 ：要培养杰出的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显然，这个回答并不能令钱老和温总理满意。
以前，我们把原因主要归结于教育体制的问题。
然而钱学森之问的实质是：发展中的国家应该如何发掘和发挥创造性人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如何从知识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新发明型人才培养方式转变？
首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
民国时期，国家动荡不安，国家民族的危亡成为首要问题。而如何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成为了知识份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落后就会挨打 ，要想强大科学技术就得跟上去。
因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为莘莘学子的理想与信念。学生对知识如饥似渴，不求甚解。
教师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分专业、身份，出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的景象。
史学家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西南联大初期的教授如：闻一多、冯友兰、孙琉棠、雷海宗、吴宓等人，留下了深长的回忆。
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但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师生甚至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的面红耳赤。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说到：“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侯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隔膜。”
纵观我国历史上名家辈出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民国时期无一不是思想活跃、学术自由。
反观现在，应试教育下的学生早就没了独立精神，家庭教育以出人头地为目标，基础教育不以培养学生的思考精神为目标。
高等教育不再是何兆武先生说的“干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趣”，就像清华70~80%的状元都去学金融了。
学习的目标变了，对知识的理解也就变了，不再不求甚解，浮于表层，追逐名利，自然难出人才。
2其次，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
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在课堂或者课后向老师发问，老师非常喜欢提问的学生，也乐于回答。
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在发问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也获得老师的关注。因此，成绩一直很好。
但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教授并不是影视剧中那样不看书本，却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多数大学老师，一上课就是照着PPT，照本宣科。不在乎课堂讨论，甚至不喜欢和学生讨论。上课变成看幻灯片，没有特色，没有学术交流。
要说高中是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那么大学的很多老师更不会去关注学生本身，没有把传道授业作为目标，而只是上完一门课程而已。
彼时的大学校园，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席地而坐就可以讲述、讨论。“从内打破的是生命，从外打破是鸡蛋。”老师真正的教学生,是引导挖掘，而不是灌输。
所以教师的教授确是培养人才重要环节之一。
老师作为领路人，其精神会深深影响学生。一位好的老师，既会传授知识，也会让学生爱上这门课程。所以对于老师难的不是讲课、而是用心。
正如施一公教授所忧虑的，目前高校很多教师忙于自己课题和项目申请，没有真正将精力和心思花在学生培养上。美其名曰给学生更多主动权，实则也许是一种不尽职的表现。
他说：“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应该真正瞄准看重大、原创的，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对国家有意义的突破成果，而不是把目光聚集在发表文章和申报各类奖项，对于高校来说也不应只是关注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而应该营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又和我们的教师管理机制密不可分。
3第三，当前教育模式下，解决教师的难处。
随着科学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标准也断上升。目前许多大学都开展了综合体制改革，尤其是备受关注的人事体制改革。国内高校引进人才往往需要国外留学经历、主持国家基金项目、发表多篇论文等等。而且每年都要考核，如果论文数量不够，会影响评职称、申请研究经费等一系列问题。
而那些具有意义重大、有突破性贡献的研究结果往往来的很慢，论文发不出来，自然教师也不好活。
所以很多教师为了论文数量，也无心顾及教学任务；所以很多教师考虑的是完成任务保住位子，空余时间挣到票子，和学生一起做实验，手把手带学生的越来越少。
可见，学校在教师的管理上还存在太多的问题，目前的机制只能对教师上课的时间做出约束，对于责任心和对学生指导效果，难以做出评价和约束。
再者，现在的高校还存这样一种现象，大家都想领导，官位越大占有的优质资源越多，以至于明明是搞学术的，偏偏要搞管理。
所以，我们的高校更需要引进国际化的视野、思维和做法，保障能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调动教师的责任心等问题。
4身为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导师对于学生的第一责任，是教会学生选择课题，教会他们如何判断课题方向、研究价值、而不是让学生摸索。同时在学生做研究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于指导，帮助其解决。但遗憾的是，很多导师都难以如此。一方面时间不够，另一部份原因来自责任心以及导师个人能力，来自高校教师管理制度。”
施一公认为，好的导师要能真正影响学生，将自己对科研的研究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把科学的风格、修养、研究成果传递下去。
然而，网上却有些人黑施一公，原因很多，首先生物专业本身自带黑点，其次有人认为他花了很多钱，压榨了很多人，占了很多资源，当然还有各种说法。
2018年6月至9月，短短70天，清华颜宁课题组在《Science》发表了三篇长文；
2018年11月23日《Science》和ScilifeLab颁发的2018年青年科学家奖中国本土博士万蕊雪首获此奖；
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1月10日，施一公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在顶级期刊连发两文实现跨年双杀。
而颜宁正、万蕊雪都是师从施一公，为什么施一公的和他的学生学生都如此优秀，而我们当下时代却难有杰出的人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束缚太多、负担太重。各种考核，各种规定牵涉了太多精力，牵制了太多自由。
民国时期，西南联大正是给了学生“破格”的权利，发展其最擅长的科目，进而专研。才有了后来的数学家华罗庚、历史家吴晗、小说家钱钟书.......
当然，目前国家教育部一直在不断改革高考制度，通俗化教育、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等措施，力图给学生个人兴趣的培养有了更大的选择权。
国务院也发文人才评价标准，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给高校教师提供更轻松更自由的科研环境。也提出了教授本科化、本科学生科研项目训练等增强高等教育深入科研的重要举措。
但无论措施能否落地，思想转变却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钱学森之问，我们一直在思考。相信在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
作者：咖啡不加糖，一个喜欢三毛的姑娘。东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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