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那些所谓“高大上”的问题，它曾经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人类所有知识的根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就能串联起一部西方哲学史。但就其概念本身而言，它始终未能达到一般的确定性，哲学家们对于其所研究的问题与对象也从未达成过共识。由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盛名在外，被认为是走入西哲的入门之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的思维方式，即“孤立、静止”的概念，鉴于马主义的影响之深，更导致“形而上学”概念的固化。
形而上学
“舶来品”与“本土化”
在汉语体系中，“形而上学”有两种含义：西方哲学的核心部门，与辩证法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西方学术界主要在前者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我们在两者情况下都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于大众而言更多在“学科意义”即后者上理解这一概念。“形而上学”这一翻译的使用其实最早源于1884年日文《哲学词典》，而日本学者借用的又是我们理学的概念，朱熹“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是之。《周易·系词》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更多人所熟知的来源。由于黑格尔将近代形而上学称为“知性思维”，用以区分他的“辩证思维”，恩格斯泛化黑格尔的概念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有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
亚里士多德代表作《形而上学》一书的名称并非他本人所取，他生前也并未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他那里被称之为“第一哲学”、“智慧”、“神学”。任职于罗马图书馆的安德罗尼柯在整理其著作过程中，在整理完关于“自然哲学”手稿之后，将其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称之为“自然学之后诸卷”。他将前半部分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著作汇编后称为《物理学》，后半部分讨论抽象问题的著作称为《物理学之后》，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也被翻译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就是缘起于此。此书传入中国后也曾被译为《玄学》，意指与魏晋玄学的相通。著名译者严复先生主张翻译的核心为“信，达，雅”，而“形而上学”正是对此著作最好的标注。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所关涉的问题
在西哲史中，巴门尼德被认为是“广义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他是将“存在”看作是哲学研究对象的第一人。随后智者派高尔吉亚为此提出著名的“三诘难”即：无物存在、若有物存在也无法为人所把握、即使为人把握也无法言说。这可以算为对于“形而上学”问题最早的集中表述，这“三问”既是形而上学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形而上学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难题。
“形而上学”涉及很多哲学概念，主要研究的是超验的或是超自然的对象，而其对象同时也是经验或是自然的基础。在哲学视域中，简而言之这是关于“现象”与“本质（实在）”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区别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追问的是从逻辑上与本质上构成世界存在基础的“存在”或“实体”，是与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密不可分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是自然万物的基础与最高原因，大致包含三方面含义：关于终极原因与原则的科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探索不动的动者的“神学”。他也是首次使用“概念”以及“范畴”的体系来表述哲学思想，即使用哲学语言来表明哲学思想，这也成为了哲学理论化与系统化的开端。《形而上学》所关涉的问题，用其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做最好的诠释：
“在科学的探索中，首先要处理那些应该首先得到追寻的问题。这里包括某些人持不同意见的问题以及其他凑巧被忽视了的问题。对于那些想把问题弄清楚的人，明确问题是有益的。因为以后的顺利在于以前的难点的解决。思想上的难题，显示了事物的症结。一个人在被难题所困扰着的时候，仿佛被捆绑着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前进的。所以应该事先把全部困难加以思考。这不但是为了研究问题，同时一个探索问题的人，如若不首先弄清问题之所在，就会像一个行路者不知其去处一样。这样的一些人甚至于不知道所探索的东西是否找到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的并不清楚，而对于那些事先已经探讨过的人，目的是清楚的。正如在法庭上听到了双方的证词一样，如若听到了全部的辩词，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做出判断来。”——《形而上学》第三卷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转向
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所有的具体科学都是取自“存在”的某一方面亦或是某种性质来加以研究，而对于其前提则是充耳不闻。因而需要建立一门学问去专门研究“存在”自身，他称之为“第一哲学”。
“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地为某种本性所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为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形而上学》第四卷
他认为我们无法认识存在关于“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用形式逻辑无法回答，只能认识存在的“存在方式”。他将存在方式分为“偶然”与“本然”，“本然存在方式”才是为存在所有的必然方式，故而将“形而上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为“研究存在本然的存在方式”，而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范畴”。我们书本上常说“哲学是最一般的范畴”，实际上是不严谨的，所谓“范畴”本来就是对事物最一般的“说明”。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十种描述方式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处（地点）、何时（时间）、所处（状态）、所有、动作、承受。所以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范畴的体系”。在此之中，最重要的范畴便是“实体”，即事物的“是其所是”，亦即“本质”。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开始，“实体”又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
笛卡尔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形而上学”
在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实体”，直到黑格尔，才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世纪哲学家们将“形而上学”所涉及的“问题域”分为“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称“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他提出了关于形而上学的“三原理”即：“我思·我在”，上帝的存在根基于清楚明白的观念，“天赋”观念的真实性来源于上帝存在的确然性。由此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灵魂、宇宙、上帝。康德则论证了“内在形而上学”与“超验形而上学”，即“以知性范畴体系作为现象界逻辑结构的可能性”与“在认识论中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则视两千年以来的“形而上学”为“存在的遗忘史”，并通过对“此在存在论”分析“基础存在论”。英美分析哲学家经历了“拒斥形而上学”以后，又从语义学意义上去研究了“形而上学”。
由此可见，单一个哲学概念就值得我们推敲探究，所谓“思想”又怎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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