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骑车带着我缓缓地往西走。从长乐坡上大路一直到万寿路口是个大缓坡，骑得慢点儿并不累。
那天，不断地有大型旅游车满载外国游客呼啸着朝东边的秦始皇兵马俑驶去，我一一向他们挥手致敬，那些靠窗坐着的外国游客纷纷挥手回敬。
你说，我问小梅阿姨，那些外国人来中国，有没有想呆这儿不回的? 有吧，小梅阿姨说，比如白求恩，他要不死，准保就不回了。
我说的是现在，我边说边朝迎面驶来的又一辆旅游车挥手，那车上的人全都正襟危坐，没有反应，我仔细一看，全是中国人，妈的，还没有外国人有礼貌。
现在我可说不准，小梅阿姨认真地说，中国闹革命的时候他们爱来。
小梅阿姨，你说中国好还是外国好?
中国好吧?外国我又没去过。
对，还是咱们中国好，外国人真可怜，比如日本人，我听说，他们平常连棵白菜都买不起，都是一次买半棵或四分之一棵的，我家买白菜，原来在家属区住的时候满满一阳台都是，能吃一冬天，日本人买冬瓜也是一牙儿一牙儿的买，小器。
小梅阿姨问，你听谁说的?我说李燕杰，是个大学老师，我在学校的广播里听过他的演讲，好像是北师大的讲师。
快下车，小梅阿姨突然扭头喊，有警察。
哪儿?我朝前面十字路口张望，警察在哪儿?
警察在这儿呢。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从马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后闪出来，笑眯眯地说，谁规定警察就非得在岗楼上戳着?
小梅阿姨让我看着车子，自己跟着警察交罚款去了。
不一会儿，小梅阿姨回来了，朝我手里塞了包葵花籽儿说咱们走。那个跟过来的警察在我们后面喊，张小梅，没事儿过来玩儿。小梅阿姨回头笑着招了招手，算是回答。
小梅阿姨问我还有多远?我说不远了。她说那就不骑车子了，推着走吧，这儿的警察多。
我说，刚才罚了多少?她说没罚，那个警察是比她高两级的同学，他要不说，她就认不出来了。我说，他这个人怎么样?小梅阿姨说，现在当警察了，不好说，反正在学校够坏的，爱打架。
我说那怎么还能当警察?小梅阿姨说，警察要不坏，怎么治坏人?我说，他比你高几级?小梅阿姨想了想，高两级吧?我说不对，他看起来至少有三十岁，是个老皮。哪儿有?她说，他比我大两三岁，顶多二十出头儿，没你说的那么老。我说那还差不多，挺合适。
她纳闷儿，什么差不多?什么挺合适?我说你俩啊。
她恍然大悟，脸红了，追着要掐我。我瞅瞅周围说，这儿到处都是我同学，别拉拉扯扯的，影响不好。你别给我来劲儿啊，我是你姨。
我说行了吧，你也就是十八九岁，给别人当姨去吧。那起码是你姐吧，她退了一步。
我说什么哥哥妹妹姐姐弟弟的，社会上那一套不健康。
那我是你什么?总得有个称呼吧?
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她好气又好笑，说行，你想想吧。我想了想说，咱们就以同志相称吧，小梅同志。
糟了，小梅同志，我买的是跟我爸妈连号的票。
我和小梅同志等黑了灯才进俱乐部，避免被我爸妈撞见。
别急，先看看后面有没有空座儿，小梅同志拉着我在后面转了一圈儿，没有。
我忽然想起，我手里的票是两个双号：二十和二十二号，是靠过道儿的。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决定铤而走险。
我们走到我们的座位后面，那两个座位已经被两个小孩儿占了，我从后面轻轻地拍了拍那两个小孩儿肩膀。他们一回头，我把票在他们眼前晃了晃，两个小孩儿知趣地走开了。小梅同志坐二十号，往里是我爸坐的十八号，我坐二十二号，正好在过道儿上。
小梅同志往我爸身边坐的时候，我爸側脸看了她一眼。她机警地甩了甩头发，甩过去一股浓郁的玫瑰香头油味儿，我爸就专心地看电影了。
电影开始后，俱乐部里的嘈杂声被电影里的打斗声盖过。偶一回头，可见数百个张大的嘴巴和一望无际的脑袋。
小梅同志看的很入神，叫她几次她都没听见。我不敢大声叫她，趴到她耳边悄悄对她说，你长得像她。
小梅同志凑过来说，像谁?
我说像白无暇。
她撇撇嘴说，我才没人家好看。
我说你比她好看。
她拍拍我的头说，看电影，别说话。
电影放到一半，有人上厕所了，起初是零零星星，后来是成群结队，谁不尿泡尿吃多大亏似的。我正盼着他们千万别上厕所，我爸已经站起来往这边走来了。小梅同志转身抱住我，我惊得差点儿喊出声，俩只手不知该往哪儿放，只好无力地垂着。
等我爸上完厕所回来，小梅同志再抱我，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她的头发掉到我脖子里，弄得我脖子痒痒的，想伸手挠挠，怕被她误认为是反抗，忍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妹也要上厕所，我提前往她那边靠了靠，做好了准备。没成想，我爸大声地喝斥她，懒人屎尿多，从那边儿过。
我妈刚想发作，我爸低声给她嘟哝了一句什么，我妈就不吭气儿了。我看着我妹妹扶着前排椅子的靠背，一步步往那边挪动，心里怅然若失。
电影终场前，我和小梅同志提前从俱乐部逃出来，快速骑自行车回家。等我爸他们回来，我装作已经睡着了。
我爸说起坐在他旁边的那对拥抱的男女，仍是骂个不停，简直是流氓，什么地方不行，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社会风气真是越来越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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