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私下从生理卫生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进入青春期。
由于生理变化过程相对漫长，大家已经适应。但随之而来的心理变化却潜滋暗长，使人猝不及防，越是拼命压制，越是油然而生。
姜东海依据理论知识判断他遗精了，遗了很多次了。真的，他告诉我们说，那绝对跟尿床不一码事儿。
我们班男女生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井水不犯河水发展为找各种机会说话打闹。手法是固定的，目的是公开的：女生从那边走过来，男生躲在墙角儿，等她走近，突然朝她的胸部撞过去。
女生尖着嗓子喊，你妈，你没长眼睛啊。男生回道，你妈，你才没长眼睛呢。撞人的和被撞的都大笑着，很愉快的样子。
包括我在内，大部分男生喜欢撞那些发育迟缓，身体瘦削的女生，对那些已经明显显露出身材的敬而远之，顶多起一个并无恶意的外号，表示不甘放过的意思。
搬到新家的第二天，我就跟周大公打了一架，
那天,我心情不好。
下午第二节上政治。给我们上政治课的那个家伙原来是个历史老师，因为政治老师回家生孩子被临时拉来顶差。他上课脑子总是开小差，在政治和历史之间乱窜，意识过来的时候，就拍着自己的脑袋拼命地想，从那儿走了岔路？想起来了就原路绕回去，想不起来就胡乱提问，嫁祸于人。
我的同桌儿申军宁被叫了起来，她对老师的问题一无所知，红着脸站在那儿发呆。
申军宁长得很像个好学生，白静而文气，上课总是抬头挺胸，一副认真听课的样子，给老师造成错觉。实际上她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分分秒秒都在胡思乱想，不知道想些什么。她是那种从懂事儿起就开始茫然的女生。
碰巧，那个问题我会，我急得抓耳挠腮，想替她回答，又不好意思举手。趁老师问后面同学的时候，飞快地把答案写到一张纸条上，塞到她的手里。想以此弥补我们的关系——我们曾因一件小事大吵一架，并从此互不理睬。
她并不领情，把纸条扔给我，用白眼珠很很地翻了我一眼。
就此打住显然丢人，我坚持把纸条塞给她，她坚辞不要。班里本来乱糟糟的，突然安静下来了，给我们上政治课的历史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们身后大喝一声，搞什么名堂?申军宁吓得一哆嗦，指着我哭喊道，他给女生塞纸条，流氓。
上课耍什么流氓，滚出去。老师气得把书摔到地上，指着我鼻子骂道，滚。
那个时候，流氓是个新词汇，还没有流行，听起来很生猛，说谁流氓绝不含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镇定地往教室外走，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别慌，不能露怯，慢慢走，落荒而逃就成了真正的流氓了。
我用全身力气狠狠地把教室门摔上，心里好受了点儿。
我听见老师在班里歇斯底里地咆哮，小流氓，迟早让派出所收拾。
这位老师的预言像当年的天气预报一样不准确。反倒是他自己，不久以后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警察找上门而畏罪自杀了。
这件事儿在当时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很多知情人都替他喊冤，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没有的事儿，怎么说都属于正常恋爱，不过是追得猛了点儿，那女的吃不住劲，找组织汇报了，说得一五一十的——他也就是胆子太小，太爱面子。
这话我信，那会儿的人寡廉鲜耻的少，绝大多数人都正派。不过，冷不丁冒出一个，差不多就是极品。当时的环境不适合这类人生长，唯其如此，才能千锤百炼，炉火纯青。
从学校到长乐坡我的新家不算远，边走边玩半小时就到。
一路上，我都在盘算怎么谋杀骂我流氓的那个老师，对申军宁的恨倒在其次。毕竟我们之间有误会的成份。
我在心里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把那个仇人杀了，然后毁尸灭迹。我自然想到警察会怀疑是我干的，并对我严刑审讯百般虐待。我暗下决心任打任骂决不松口花言巧语骗过警察，把这个亲手做的案子变成无头公案.
我胆子如果再大一点，或者能够始终保持那种复仇的激情，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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