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文正公嘉言钞 • 家书》中,有一则“三个浮于”的嘉言,即:“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这其中的“浮于”即“大于”。“三个浮于”的基本意思是:实际功劳要比自己的名气大,实际付出的劳苦要比奖赏大,自己的才能要大于责任所要求的才能。
在今天普遍“浮躁”的社会心理下,读读曾国藩的“三个浮于”,该是一种别样的趣味和意味,这当是肯定的。曾国藩的“三个浮于”,是其与自己的兄弟论及“报国之道”时而言说的,完整的文句是:“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或者免于大戾。”“戾”即灾难、罪过之意。在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中,总是坚持既要做事成事,又要避免灾难或过错的辩证统一性的。这样的思维与思想,是周到而全面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并养成为自己的习惯。
曾国藩与自己的兄弟所论及的这个“报国之道”,我以为不仅“报国”如此,就是平常的做人做事亦应如此,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性价值:功大于名,总是比名不符实要强许多吧?即便名实相符,也不如功大名来得胜人;实际付出的劳苦大于奖赏,似乎是“吃亏”了,若以“吃亏是福”而论呢?奖赏大于劳苦,不是让人愧疚吗?自己的才能大于责任所要求的才能,不是能够更好的承担责任吗?如此“三个浮于”即“大于”,在“免于大戾”——避免大灾难和大过错上的功效,往往是非大智者所不能思虑到的,曾公在逻辑上的高明正在于此。
细细品味曾公这则嘉言,不重功名,不重奖赏,唯重真才实学的拥有,最重真干实干地成事、成大事,是为其核心要旨所在。真正大成人生与事业的规律不就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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