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其变化速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记得一位学者（好像是孙立平，出处查不到了）说过，这四十年来，中国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现代的/前现代的，文明的/愚昧的，潮流的/传统的……许多相互对立的现象景观，在广博的地域中并立共存。
积极的变革，于社会而言，是好事。变革，意味着破旧立新。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一些人抓住了机会，实现了阶层跃升；原有的规则和禁忌被打破，一些人找到了一生志业，逐渐成为某一领域的弄潮儿。
然而，站在聚光灯前、时代风口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在既定轨迹中按部就班艰难跋涉的普通人。这之中，很大一部分群体是农民。他们没有参加高考（或参加高考没考上大学），也没有参军或经商，而是安安顺顺地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二十来岁，正青春。如今，他们陆续走进花甲之年，正慢慢老去。时代的巨变，为他们带来了许多物质上的便利，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产生了某种茫然和失落感。只是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会说，不会表达。社会上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种茫然和失落感，首先体现在父辈经验的失效上。在传统乡土社会，父与子，代与代之间，其人生经历，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种田的子女长大后也是种田，木匠的子女多半要操持木工的营生。因此，父一代的经验对于子一代是具有很大指导性的，父一代的权威很自然地树立起来。所以，在农村，子女长大了要分家，多是分户不分住所。父母就搬到隔壁的厢房，一家人还在一个院落里。年轻的当家人遇到生活中的麻烦事，少不了还跟“老舵手”商量。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是有用的。而在当下，农村的子一代或考学，或参军，或打工，大多都走出农门（很少有完全待在农村的）。他们在城市打拼的生活，远远超出了父一代的经验范畴，父一代的人生经验在子一代这里已经难以适用。在事关子女前途的人生抉择前，他们说不上话，慢慢就沉默了。
这种茫然和失落感，还体现在以往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受到了现实的挑战。比如，以前，乡民普遍相信“勤劳能致富”，也确实尝到了勤劳改善生活的甜头。如今，很多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人到头来，不如一些交际广泛、有各种经营头脑的人混得开、混得好。“勤劳致富”这一观念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再比如，以前，乡民认为“多子是福”，儿子多的家庭会受到邻里的羡慕，如今，在高房价、高彩礼急剧抬升农村养儿成本的大背景下，反而是女儿多的家庭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乡民此前的这些观念，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是成立的。然而，在外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一些旧有观念亟待更新，但有生之年骤然的大“逆转”，确实令他们有些招架不住。
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老去的这一代农民，亲身经历了乡土社会走向瓦解的全过程。他们赶上了一个变革的时代，却没有踏出乡土社会的圈层，只能被动地接受时代的裹挟和冲洗。他们的父辈，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原有的社会框架中度过，还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他们的子辈，虽然出生于农村，但天然向往城市文明，也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和市民并无本质差别。尽管，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留在乡土，但他们已经不同于父辈，更接近新型职业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中逐渐老去的这一代农民，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过程中，最后一代“根在乡土”的农民了。他们是乡村社会真正的主人，也是乡土社会的魂魄所在。感受他们的情感脉动，其实也是在倾听乡土社会的沉默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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