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火了。该剧讲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的那几场演讲和论战：陈独秀主张推倒雕琢阿谀的、陈腐铺张的、迂晦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通俗写实的新文学；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胡适普及白话文和白话诗；辜鸿铭、黄侃主张复古，坚守文言文。
胡适和黄侃现场实验，双方分别用白话文和文言文写电报，看谁更简练。虽然这种实验，今天看来不够严谨，但是认真的双方不是很可爱吗。其实，文言文和白话文各有优缺点，文言文有韵味但晦涩，白话文容易普及但粗浅。个人还是更喜欢半白，代表作品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它语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叙述波澜曲折，摇曳多姿。
那时的北大礼堂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大师云集，大家满腔热血，一片赤诚。虽然彼此观念不同，但是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在探索，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更好的路。
辜鸿铭（1857-1928）在北大任教时，操着满口洋文的他却留着辫子。面对众人的嘲笑，他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在一个地方，朝代的更替会诞生新的国家。华夏大地，历经这么多朝代，之所以都称为中国，那不是因为基因的传承，而是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清末的读书人是最后一批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比如，谭嗣同精通儒、墨、佛，成《仁学》一书。现在，中国人是否还存在，都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古代中国人基因上的后代，精神上却不是。
《觉醒年代》里，辜鸿铭在北大礼堂讲《中国人的精神》：何为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同时具备了博大、纯朴、深沉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辜鸿铭是首个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他一生致力于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深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拯救世界的良方。
虽然辜鸿铭的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般同时具有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的人是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老子、康德、斯宾诺莎等。但是辜鸿铭是系统思考“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出发点。
此后，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的人不绝如缕。比如，我的管理学老师极力推荐的南怀瑾。南怀瑾（1918-2012）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研儒、释、道，著述等身，有《金刚经说什么》、《论语别裁》、《老子他说》等三十多种著作。此外，对于医学、卜算、天文、拳术、剑道、诗词等皆有专精，可谓是博学多才。再比如，木心（1927—2011），一个努力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的人，在留美期间，为画家讲述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南怀瑾和木心饱经风霜，博学多才，讲课通俗易懂，美中不足是述而不作（大部分作品是弟子根据课堂演讲整理而成），导致著作缺乏体系，难以系统地阐述清楚中西方哲学、文学的异同。
与他们相比，钱穆的著作系统性更强。钱穆（1895—1990）是史学和经学方面的大师，在经济史、文学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对于中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影响的论述，放在经济史领域，也算第一流的。这本书虽然较薄，但是里面有很强的体系和清晰的论述，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将决定这本著作会长久流传。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的那段经历，也可见中华文化的力量。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颠沛流离之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闹市租来的三间小屋子里，他们开始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然而这条路并不容易。那时穷困潦倒，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学生依然坚持来学习，许多学生白天在采石或是修路，夜间搭乘巴士到新亚听课。这种坚持令人敬佩。
除了直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还有更多的人则是采用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间接传播中国文化。比如，综合格斗之父李小龙从实战出发，以中国武术为基础，吸收西洋拳、空手道、跆拳道、泰国拳等技击术的优点和特长，自创截拳道，成为世界敬仰的一代宗师。李小龙把功夫一词写入了英语，导致许多老外误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再比如，站在武侠小说巅峰的金庸，吸收西方戏剧创作理论，通过武侠小说展示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博大精深的儒家、佛家思想；美学家李泽厚，研读康德美学等西方艺术理论，用现代方式阐述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哲学家冯友兰，结合西哲流派，用现代方式讲述了中国哲学史……
文化自信是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未来一百年，文化复兴将是中华大地上的主题。但是，这种复兴，希望不是简单的复古，生搬文言文，更不是学习政治语录。而是首先找到“我们是谁”的答案，即发现中华文化的特质，保留先进的部分，再吸收所有优秀文明的精华，创造出新的文化，一种八方自愿派遣使者和学生来学习的文化。
无疑，文化的复兴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需要有人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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