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说，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分300块钱，在没有其他参照的情况下，你只拿100块，这100块钱是你该得，好处让给别人，吃亏是福。王蒙曾说，在一个群体里，你的付出与收获按照“黄金分割”，也就是付出10分，得到6.18分，留下的都积淀成了你的品格、胸怀和格局。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让着，礼之实也。”谦让，是礼的行为表现。“礼”是礼仪，是尊卑上下的制度和规矩，是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要大家安心，各安其分。“礼之用和为贵。”通过礼仪对秩序进行规范，达到内部关系和谐稳定的目的。“从前慢”，在农业社会，庄稼生长需要按年来计，稳定是前提，否则吃饭就保障不上了。这句话的意识是能以礼让精神来治国吗？如果能以礼让精神来治国，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精神来治国，互不相让，那礼的虚文又有什么意义呢？
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南怀瑾老师在说这句的时候，关注点是“礼让为国”，讲的是治国之人的更替之道。有才干就好好干一番事业，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让别的有才能的人来干。作为后来者也不要着急，等前面的人功成名遂。如此，便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更迭机制。这样既保证了事业的薪火相传，又让美德绵延不断，所以夫子十分推崇这样的礼让为国的精神。但在武王伐纣之后，这种礼让为国就基本上没有了，以后的政权更替都是上面的赖着不走，后面的赤膊上阵，撕扯出两千多年的兴亡之痛、血雨腥风。直到今世，退休制度出现，又回到了礼让为国的道路。
但是，礼让为国没有了，礼让精神却没有消失，而是从上而下，变成了礼让为人，在人和人之间生长出淳淳美德。到过小城桐城都知道六尺巷的故事，作为当朝大学士的张英，能主动让出三尺地基，足显心宽者无界。现在巷道口立有石牌坊，刻着“礼让”二字。张英认为，“让”是做人的道德之本。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忍让”呢？他说得明白清楚，那就是“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对人忍让有什么好处呢？他觉得，“忍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他十分反对一个人有爱沾便宜的坏毛病。做人凡事最不可想沾便宜，把终生失便宜，看作是终生得便宜。
张英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治家的原则之一，家训《聪训斋语》归结起来大致就是四个字：敬慎谦和。他告诫子孙：一个人在对待荣辱得失方面,不可太较真,如果遇到别人对自己不讲礼仪或是无端非难、指责时，自己都要心平气和，千万不可心生怒气，要学会宽容，要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即使自己无过错，也要能原谅别人，要善于反躬自问，多在自己身上找出一些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来。这样的家风也让后世子孙多多受益，除了培养出一代名相张廷玉，张氏后人为官者众多，但都得以善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与“让”相对的是“傲”，与张英夫子相对应的父子权臣，不得不让人想到明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一让一傲，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张英的家训推崇有加，在家书中反复叮嘱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常读，还将它推荐给自己的幕僚。在“让”上，曾氏也是深有体悟。他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中心不可有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人皆厌薄之。”特别是对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脾气暴躁、行事鲁莽、目中无人，曾国藩反复说教，但常常还是被连累，如若不是有个好哥哥，恐怕曾九呆子难有好结果。
于我等平凡之辈，让同样重要。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有个规律，我姑且称之为“类磁铁现象”。众所周知，磁铁是同极相吸、异极相斥。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同类型的人、亲近的人在一起，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胜心”，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别人相比较，总想比别人强，而且越是亲近这种胜心表现的越强烈；而不同类型的人、陌生的人在一起，却表现出来的是“虚心”，多抱有好奇、敬畏和谦让。“反者道之动”，反其道而行之，大有裨益。如夫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多向身边的人学、多看到亲近的人的长处，多一份礼让之心，生活的空间就会开阔、敞亮、清朗。
如果做不到让，第一步恐怕就是忍。曾国藩在修身中，时时要求自己要忍，并专门作了《挺经》。在给友人黄廷瓒的信中告诫他要“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一个“耐”字道尽了坚持的不易。尤其是在“百端拂逆之时”，更应如曾氏所言的“硬字诀”，硬着头皮也要挺过去。《天道》中有一段话：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又是一条线，这两者之间就是生存空间。如果我们做到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比别人大。比如，市场竞争的确是非常厉害，胜负往往就是在毫厘之间，你的生存空间比别人大，战略回旋的余地就大，万难之时能比对手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
姚鼐曾经给六尺巷写过一副对联：争之不足，让则有余。我深以为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人人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想那不是文明社会，那是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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