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李浩，是一名作家，也在大学教授《小说创作学》和《经典小说研究》。
在日常，我一向愚钝而木讷，而写作带给了我某种补偿。我希望写下命运，感吁，深思和追问，我也希望写下我的幸运和痛苦，爱与哀愁。
但刚开始写作时，其实并不顺利，我迷恋于场景、氛围、情绪营造，而故事的结构能力极弱，也匮乏核心感，我深深地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
犹记得多年前，我在《漓江》发表了一篇小说，那一期小说的头题，是毕飞宇的《谁在深夜里说话》。
不久后，有位朋友翻阅报纸时看到我的名字，说：“李浩，有人评你的小说啦，快去看看吧！”
我兴奋地找来那期评论，其中谈到，毕飞宇的小说非常不错，而后一篇李浩的小说缺乏故事，干涸无感，意思不大，可以不看。
我顿时脸红心跳。
也差不多是那段时间，我去参加青创会，当时还是《漓江》杂志编辑的作家鬼子，在看了我的两篇小说后，很认真地劝我先不要写了，他说：“现在大作家们不会和你谈小说的技艺，这是他们早就解决的问题，但叙事关、故事关，恰恰是你还没解决的。
你先不要写了，再写也是一个样，回去找你喜欢的、经典的小说来，把它们拆开，看它们是怎么完成的。”
之后半年，我真的没有写任何一篇小说，天天做的就是去拆解我喜欢的小说，专注于它们的细节、高潮、叙事推进等方面的设计——
它写得好吗，好在哪里，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我将它移动一下顺序，调整一下结构，是否可以？
它为何不能移动，我从不能移动中得到的技术经验是什么？
如果它可以移动并且移动后会效果更佳，那，我得到的启示又是什么？
我承认，从文本内部出发，追问小说中的一切是如何被小说家写出来的，进而继续追问如果把同样的主题、内容交给我来处理，我应怎么办、可以怎么办，这相当有难度。而且这个拆解过程，也会消耗比别人的阅读再多三五倍的时间。
但当我通过阅读揣摩大作家们在浑然天成处的文本技艺时，我的很多写作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我诧异地发现，之前蹉跎的两三年，都没有这半年收获大。
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许多作家，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创作者，其实都在这么做，只是可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而已。
比如在八十年代，鲁院的一些学员会用卡夫卡的语调写一篇很卡夫卡的小说，用博尔赫斯的语调写一篇很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用劳伦斯的方式，用普鲁特的方式……然后几个人交换着看，分析其中的得与失，像与不像。
这几个人当中，有的已经是相当显赫的大作家。当然，这种模仿与后来他们的写作完全不同，他们有意发展了自己的样子，但这种刻意的模仿训练对他们非常有益。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学习语言和结构，学习贮藏在风格中的个人气息。
再比如我在鲁院上学期间，一位从事电影文学创作的同学说导演看电影时，也会拉片拆解，先按正常速度看一遍，了解故事，然后第二遍只看剪辑，第三遍专注于灯光，第四遍只关心音乐……
所以我常对初学者说，“文章本天成”中那种随意和轻松的“天成”是有前提的，就是在写之前要“胸有成竹”，而在写作的最初阶段，拆解再临摹优秀的作品，就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训练。
这就像练习书法、绘画，临摹是走向艺术的第一课，在临摹的过程中，还要努力地亦步亦趋，严格遵守，要学得像，最好能达到乱真。
小说创作亦是如此，先把故事的简单范式记下来，熟练掌握，把它打造成我们的容器，才有可能在这个容器里面，装入酒或者其它。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曾在余华的小说中读到一种独特的句式结构，大约三年的时间我尽力地模仿他，然后又用三五年的时间将它融解掉。我在博尔赫斯那里，在纳博科夫那里，在里尔克、普拉斯或者拉什迪那里……
我承认自己不断地拿来，不断地尝试将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之中让它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虽然有时做得并不好。
譬如我写下《丁西，和他的死亡》《邮差》，那种“卡夫卡式”的渗入是我不能抹去的部分。
这个不断“进入”再不断“摆脱”的过程还在进行中。如果我说这一过程完成了，那将意味着我的艺术生命已经死掉。我不甘心。
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写作者似乎并没有拆解阅读的意识，写作技艺也没过关。
我之前做刊物编辑时，收过大量自然来稿，其中讲述的故事，如果是伟大的作家来写，我想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因为作者们缺乏必要的技艺，他经历中的所有波澜，都变得味同嚼蜡，最后这样的作品只能忍痛舍去。
所以，当南方周末邀请我来拆解20世纪的经典小说，剖析其中的写作技艺时，我欣然答应。
不仅是因为我受益于这种拆解式阅读，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固执的、坚定的理念：那就是文学和一切艺术一样，都是可以教的，甚至是可以手把手地教的，我希望更多人，能够掌握这套写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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