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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谈论周、秦的强弱，一定要把原因归结到地理形势，这种论调开始于娄敬。娄敬的说法是：“周公经营周朝的都城洛阳时指出‘有德的君主在洛阳容易兴盛，无德的君主在洛阳容易灭亡’，因此不想拥有更多的关隘，为后面的君主提供骄奢虐民的平台。等到周王室衰败下来，天下诸侯不再朝贡，周王室无法控制他们，并不是周天子德行差，而是地理形势弱了。秦朝山川环绕，四面都有险要的关隘，被称为天府之国。”谈论周、秦地理形势的，都认同娄敬。我却认为，娄敬所见的是周平王以后的周朝，而不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的周朝。娄敬所见的秦朝，恰恰却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的周朝。周初的时候，岐、梁、丰、镐一带正是周朝的故都，所谓的山川环绕，四面都有险要的关隘，就是周初的地理形势。在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秦朝？等到周平王把周室向东迁移，又把岐、梁、丰、镐等地轻易封给了秦国，这才成就了秦国的强大，这并不是秦国能够自强，而是秦国得到了周初的地理形势才强盛的。秦朝得到周初的地理形势，虽然君主无道，却也能雄居西方窥视诸侯，最终吞并天下。更何况周初几位君主的美好德行，再加上非常好的地理形势，这哪里还有什么对手？这样看来，天下地理形势最强的，就是周初的地盘。娄敬懂得什么？就敢说周朝的地理形势弱呢？
娄敬错误地谈论周朝的地理形势，他谈论周朝的德治就更错误了，地理形势与德治水平难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地理形势就像身体，德治水平就像气息。没有一个气机盎然的人，会把自己放到容易死亡的地方。也没有德治水平很好的国家，会把自己放到容易灭亡的地方。王者的兴起，一定有德治水平领先整个天下，也一定有地理形势领先整个天下。周初时，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德治水平，是天下最好的；岐、梁、丰、镐一带的地理形势，也是天下最好的。把德治水平搞上去，却把地理形势弄垮了，又怎能成为王道？太鄙陋了，娄敬的论调。（可悲的是）持这种论调的，不只是娄敬，即使是周王室的子孙们也都这样认为。晋文公平定子带之乱，请求死后按天子标准进行隧葬，周襄王不答应，说：“这是先王的制度，诸侯立再大的功也不可以享受周天子的待遇，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于是把阳樊、温、原、攒茅等土地划给了晋国。周襄王的意思是：周王室之所以是周王室，就在于德治能力而与地理形势无关。对于规矩和制度，子子孙孙应该永远守护好，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退让。至于那些土地，并没有什么太多价值，犯不上因此得罪晋国。却不懂得天子丧葬标准是周朝的典章制度，那一片片土地也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周襄王珍惜典章制度，不让晋文公享受天子下葬的标准，觉得这就是守住了周王室的根本；却不懂得割地给晋国，领土不全也就是典章制度不全了。看重一个看轻另一个，又哪里能够守住王章呢？地理形势就是身体，德治能力就是气息，把肩背都砍了，手足都断了，还说能够守住周王室的根本，我不相信这样是正确的。
唉呀，周朝从周平王把岐、梁、丰、镐封给秦国，就已经丢失了一半。用残缺不全的周王室，维持周天子的面子恐怕很难，哪是还可以把土地继续割让出去？为什么子孙后代这样不懂得珍惜？今天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周初的领土，随着年月的变化，一直都在减少，等到周襄王的时候，周王室手里几乎没有土地，接近于灭亡了。这次又把一些城邑送给晋国，这就像孔子在陈蔡之厄时弄丢了粮食，像败家子挥霍一贫如洗的原宪、曾参家的财物，结果还可以看吗？周朝的沦落到这个地步，看到的都有怜悯恻隐之心。晋文公却忍心在这个时候，多拿周王室的土地，给自己增加财富。晋文公的做法，就是在陈蔡之厄时抢孔子的粮食，就是到原宪、曾参家里抢财物，真是不仁不义到了极点。唉，晋文公难道不是周天子的后代吗？看着周王室危亡不仅不予以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做呢？世俗却评价他攻打原国七天退兵的信义，批评他请教原邑防守问题的错误，这简直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仲叔于奚在卫国立大功后，他辞掉城邑请求繁缨，孔子却认为卫君应该给他利益（城邑）不给他名望。享受天子葬礼标准与敏缨相比，不只是大小不同，性质相同吗？周襄王看重天子标准轻视实际利益，正好符合孔子的观点；孔子正确，襄王也就正确；襄王错误那么孔子也错误，两者必居其一了吧。我给出的答案是：“两者没有可比性。”仲叔于奚是卫国大臣，多给他城邑，仍然是卫国的土地。晋文公是周王室以外的大臣，早晨得到受封的地图，晚上就要设立守卫。这是根本的不同呀。
《东莱博议·周与晋阳樊温原攀茅之田》
言周、秦之强弱者，必归之形势，其说盖始于娄敬。敬之言曰：“周公营成周都洛，以为'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秦地被山带，四塞以为固，此所谓天府。”论周、秦之形势者，皆宗于敬。吾独谓敬所见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尝见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之所谓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丰乃周之故都，所谓“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盖皆周之形势。
当是时，安得有所谓秦者耶？迨至平王东迁，周轻捐岐、丰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强，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秦得周之形势，以无道处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辅之以形势，其孰能御之耶？是天下形势之强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见而遽以弱名周耶？
敬论周之形势既谬，其论周之德益谬，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
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丰伊洛之形势，天下亦莫如也；隆其德而杀其形势，乌得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论也。是论也，非特敬为然，虽周之子孙莫不皆然。晋文公既定子带之难，请隧以自宠，襄王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
襄王之意，以为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则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轻其一，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
呜呼！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恐难立，岂容复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脧月耗，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又顿捐数邑于晋，是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曽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堙替至此，见之者皆为之悯恻，晋文乃忍于此时，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犹夺粮于陈、蔡之间，攫金于原、曽之室，其亦不仁甚矣！
噫！晋文独非周之苗裔耶？坐视宗国之危蹙不能附益，反从而渔夺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议者反屑屑然论其伐原之信，问守之非，何其舍本而求末也。虽然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赏之繁缨，夫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隧之与繁缨，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轻邑，适合夫子之训；夫子是则襄王亦是，襄王非则夫子亦非，必居一于此矣。曰：“不类。”仲叔于奚内臣也，虽多与之邑，犹卫地也；晋文公外臣也，朝受图而夕设版矣，是不同。
【附评】
唐荆川曰：补插处笔力周到。王圣俞曰：论形势合德，深见帝王之大。杨升庵曰：立论必推其原，勘理必求其至，所以与俗见迥别。瞿昆湖说：议论垂竭，折衷仲尼，文字汪洋，可惊可愕。且一难一解，语不费而意自析，真大手笔。孙执升曰：德与形势相唇齿，此文以身气作喻，辨论精明严确，可以破“在德不在险”一语，娄敬亦不足辩矣。朱字绿曰：借娄敬引起西周之形势，说到德与形势合一，无形势则德无所附丽，然后破割地自削之非，真通达世故之言。甚踸踔豪宕，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隧既不可予，邑又不可割，尚须补出方略，以待晋文。问何以待之？曰：“来厚爱则路车乘马，玄装及黼；有功则彤弓玈矢，赐之斧斧。”得专征伐，未闻自割畿内以酬功也。且齐桓故事，亦止赐文、武之胙而已。晋文虽恃功而横，王步末改，曲以徇之，不如真以拆之，何必驾齐桓之上乎？周初封建，虽诸侯得自有有其封内，而其地仍归之天子。故庆让之典，有加地进爵之赏，有六师移之之诛。海内之地，予之夺之，一听天子之命，非据王畿千里，自称周而已矣。自夷王下堂而见诸侯，于是公、侯、伯、子、男各据其封，庆让不得而及。至东迁而后，名为天子，势已等于列国，依于晋、郑，而取麦取禾，射王中肩，不道甚矣。齐桓首起为“葵邱之会”，煌煌五命，中告同盟，然后人知天子之尊。晋文适继其后，虽召天子于河阳，迹忆不臣，而犹不得不率诸侯以行朝礼，则以齐桓为之倡也。使周天子当齐桓初霸之时，能藉其力复先王方伯连率之制，申明周礼，恪恭震动，虽不能继文、武、成、康之烈，必能稍起凌夷，振兴周道，乃其时正有宰孔赐胙之举，而无所修明。故晋文挟隰城之功，冒然诘隧而不忌。盖不能自强于齐桓尊周之初，而欲不依违于晋文凌逼之日，不可得矣！惜乎！晋文以天子之田为可攘，故晋人亦以国君之地为可分，此六卿所以擅晋，而府归于韩、赵、魏也。张明德曰：请隧而王弗许，割四邑以与。襄王之意以为：“王制不可乱，区区下邑，所不惜也。”独不思典章文物，固不可以假人，而畿内之土宇，亦王章也，独可与乎？然则为王计奈何？曰：“古者天子报有功诸侯曰赐之彤弓，赐之斧钺，下而至于路车乘马，所以明有功也。"割地而与，与与隧何异？东莱以形势二字立一篇大局，以德字作骨，折倒娄敬之说，以为贬襄张本，意可哀矜，语能解颐。结处引夫子繁缨一说，更足以定襄王不王之案。
附：《周与晋阳樊温原攀茅之田》
鲁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櫕茅之田。晋于是始啓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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