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记】(资料来源于《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亨利·福特开创了汽车时代,财政部长梅隆推行的低所得税的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增加,一战的结束导致社会出现了广泛的放纵现象,电力的运用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并购浪潮风起云涌,信用支付手段使得中产阶级一夜之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购买力。
1929年1月《福布斯》杂志上的漫画。1929年的股市似乎只有天空才是极限——直到10月24日为止。华尔街再次伴随美国经济的繁荣而起飞了。在此前的繁荣期,华尔街股市的涨幅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但这一次,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本身,在这个时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50%,可是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当时的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联储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而经纪人又转身以20%的利率借给投资者,而在这个不断飙升的股市中,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风险,银行、经纪人和投资者对于如此高的利率背后所隐藏的风险置若罔闻。20年代轰轰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正在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崩溃——1929年的股灾拉开了帷。
娱乐业行业刊物《繁华》报道1929年的股灾。1929年的大崩溃至少产生了新闻业史上最出名的新闻标题之一——《繁华》刊物的头版标题为:“华尔街摔了个大跟头”。这场著名的股灾发生在1929年的秋天。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巴布森开始大唱悲调,而此前持续了数年的轰轰烈烈的牛市突然改变了方向。在1929年的劳工节后,股市重新开盘,第二天市场就开始下跌,有的时候很猛烈,有的时候稍稍温和一点,但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下跌。整个夏季到处弥漫的那种股市可以涨到天上去的氛围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质般的紧张和一些令人丧气的论调,听上去仿佛是穿过墓地的呼啸声。
没有什么比所谓的“巴布森突变”更能反映当时那种投资气氛的骤变了。罗杰·巴布森当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当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一直持悲观的看法,但是人们对他关于市场即将要下跌的预言充耳不闻。9月5日,他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的一个午餐集会上讲道:“我再说一遍我去年和前年的这个时候说过的话,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场股市的崩盘将会来临。”当他这番毫无恶意的言论在当天下午2点出现在大显示牌上时,市场立刻掉头向下,开始暴跌,到了3点股市收盘时,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10美元。最后1小时,交易量竟然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200万股。
即使此时,罗杰·巴布森的预言仍然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是有关技术调整的论调已经开始随处可闻了,而《华尔街日报》仍然在预测秋季将会是牛市,当然,它同时也写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会上涨,有些股票会下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学家,设计出价格指数以考察经济趋势的欧文·费雪,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论断 “看来股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在历史上获得了让人有点难以信服的不朽地位,他此时的看法也仍然认为股市的长期趋势是好的,虽然语气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谨慎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撤离市场了。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是美国当时两家最大的零股交易经纪公司之一,它的一个合伙人罗兰·斯特宾斯,开始对华尔街感到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有点索然寡味了。他决定去做一个百老汇的制片人,所以,他在8月份将自己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卖出,售价为64万美元,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的话,直到今天,这个价格仍然保持着纽约股票交易所席位价格的最高记录。
阿尔伯特·威金是大通国民银行的总裁(该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为今天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则走得更远。早在7月,他就清醒地预见到股市崩溃迫在眉睫,于是悄悄地卖空了4.2万股他最“了解”的股票。威金每年领着大通银行27.5万美元高薪,其职责本应为维护大通银行的股东利益,却在这家公司股票随后的惨跌中大赚其钱。当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宾斯这两人目光敏锐,但随着劳工节后的市场跌势不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撤资离场,于是市场的下跌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0月18日,星期五,股市加速放量下跌。同样,星期六上午,情况也不见好转,只有那些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还对市场抱有希望。《华尔街日报》预测下周一市场将会反弹,此时,一向乐观的费雪把这次下跌称为“市场只是把一些神经质的非主流力量甩出去”。到了星期一,有600万股的股票易手,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量,但是下跌的股票数目远远超过上涨的股票数目。星期二,市场短暂反弹,但是到了星期三,市场再次下跌,在一个300万股就可以称作是交易异常活跃的时代,这一天再次创下了600万股的巨额日交易量。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稳健的股票,包括AT&T,都在这一天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0月24日,这一天很快就被称作“黑色星期四”。清晨,华尔街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之中,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的经纪公司里卖单已经堆积如山。当开盘的铃声响过,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价狂跌。每一轮股票的下跌引发一轮新的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市场下跌,并引发更多的增收保证金的要求。与此同时,空头们整个上午在无情地砸盘。卖空的单子越来越多,焦急的人们和投机者拥挤在大街上和宽街街头联邦大厅的台阶上。交易所供游客参观、可以俯视交易大厅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直到上午11点,交易所决定把这个走廊封闭。到中午,市场市值已经蒸发掉95亿美元。
纽约的银行巨头们都聚集在“街角”,和托马斯·拉蒙特(摩根集团的高级合伙人)一起紧急磋商,此时小摩根正在欧洲。这些银行在市场上都陷得很深,有些还正在承销新股票,如果这些股票卖不出去,这些银行将面临绝境。为了保卫市场,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决定拿出2000万美元来托市。
在这天下午1点30分,理查德·惠特尼——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代理总裁,走进了交易大厅。虽然纽交所的总裁经常会出现在交易大厅上面的主席台上,但是总裁,哪怕是代理总裁,亲自来到交易大厅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高大而威严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询问最后一次卖出的价格,他被告知是205美元,但是实际价格已经又掉了几块,仍然没有买家。惠特尼引入注目地宣布:“我出205美元的价钱买1万股。”接着他从一个交易台走到另一个交易台,一个接一个地下了很多类似的买单,购买那些蓝筹股里的蓝筹股,直到将2 000万美元全部投入股市,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
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暂时如此。按今天的话说,在惠特尼以那种万人瞩目的方式将钱投到市场后,市场又被那些出钱救市的银行家拉回到了“可控局面”,空头们转而开始购进股票,以便将他们的卖空账户平仓。市场开始止跌回升,在早些时候投资者令人心痛的损失稍稍得到一些弥补,有些股票甚至在当天还微幅收高。例如,美国钢铁公司当天的开盘价是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达到过193,5美元的最低点,而收盘价格为206美元。当天的交易量非常惊人,达到了1300万股,以至于股票自动报价机直到傍晚7点多,闭市4个多小时后,还在嘀答不停地吐出记录报价的纸带。
周五,市场进一步反弹,但是到了周六,市场再次下跌,只是这一次没有出现什么恐慌的迹象,一些人开始认为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场上传言四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说华尔街的巨头们都在做空,有的说一些孤注一掷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有的说新的卖空袭击就要来临,等等,于是,股市再一次开始下跌。接下来,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卖单像雪崩一样毫无中断地倾泻下来,从洗碗女工到银行家,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卖出。有些卖单是非自愿的,是投资者受到追加保证金要求,不得不忍疼割肉变现。这一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单日跌幅最大百分比,交易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1600万股,创下了此后近40年中的最高纪录。据说,这一天,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总长度超过了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
星期二早晨的《纽约时报》上有这么一段话:“那些一向谨慎的投资者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买股票了。”而娱乐业行业刊物——《繁华》却因它当天的头条标题而在新闻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华尔街摔了一个大跟头。”
股市在星期三反弹,资金开始涌人市场,买人一些超跌股。在这些买家中,据说有约翰·D·洛克菲勒和约瑟夫·肯尼迪。惠特尼宣布,因为交易所的后台来不及处理所有的交易,股市在星期四将只有下午半天开市,并随后休市,直到下一个星期一。
星期一,市场继续下跌,跌幅接近前一周星期二的一半,这样下跌的势头一直到11月13日这天才止住,这轮熊市最终气数耗尽,此前两年半中市场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付之东流了。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这一次空前绝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用名词,特指这一段历史时期。股市崩盘和“大萧条”虽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经历,但也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实施历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幅度地改革美国的经济政策,并着手对岌岌可危的华尔街进行改革,以恢复市场的信心。这一年,美国取消金本位制,并通过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第格尔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决定了现代美国金融的格局。其中,《格拉斯—斯第格尔法》又称《1933年银行法》,根据该法案,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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