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盾主政之后，对晋国内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在经济方面，他制定了经济法（制事典），主张按合同办事（由质要）；在法治方面，他明确了刑事法规（正法罪），开始清理积案（辟狱刑）和追捕逃犯（董逋逃）；在人事方面，他重申以贵贱为本（本秩礼），并据此来改变过去一些受诟病的做法（治旧洿），恢复曾被废除的官职（续常职），提拔不得进升的人（出滞淹）。
我们不难看出，赵盾的这些措施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其“制事典”、“正法罪”、“由质要”都是当之无愧的依法治国，很有一些后来法家的风采；但他强调“本秩礼”则表明他也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在“本秩礼”的出发点之下，“出滞淹”只能是出世家大族的滞淹子弟，“续常职”和“治旧洿（wū）”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安排这些冗余人员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我们不知道赵盾为什么要“本秩礼”。猜测起来，这可能是由于他也是世家大族，根本无意改变世卿世禄的现状，甚至有意借机扩大赵氏的势力，也有可能是他忌惮其他世家大族的势力，不敢贸然动他们的奶酪，所以只能进行安抚。这两种可能性大概都对赵盾有所影响，但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前者可能是他的本意，后者则只是他为实现前者而采取的策略。
晋国这时候是有一些失意世族的。他们因为既不曾追随晋文公流亡又不曾帮助晋文公回国而被边缘化，因此无缘一直由功臣们把持的权力核心。这一状况本来有机会改变。周襄王三十年（晋襄公六年，鲁文公五年，前620年），十卿中的赵衰（cuī）、栾枝、先且（jū）居、胥臣都死了，晋襄公打算提拔不是功臣的梁益耳和箕郑父以及虽然是功臣家族成员但地位不高的士縠（hú）和先都继任，并裁撤新上军和新下军，恢复三军六卿制以减少空缺位置。这很明显是想借机削弱功臣的势力，结果却因为先克（功臣先轸之孙、先且居之子）的反对而没能如愿。功臣之后赵盾和贾季（狐射姑）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位的。这进一步加剧了功臣集团和非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
一年后，周襄王三十一年（晋襄公七年，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晋襄公去世，新君晋灵公年幼，赵盾成了晋国事实上的一把手，先克则在贾季出奔之后顺位递补为中军佐，成为了晋国的第二号人物。这本来也没什么，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俩人竟然玩起了仗势欺人和徇私枉法的双簧。
不知道先克是不是得意忘形了，在他当上中军佐的第二年（周襄王三十二年，晋灵公元年，鲁文公七年，前620年），趁率军集结于堇（jǐn）阴（今山西运城万荣县西南）准备对抗秦军，以拒绝公子雍回国的机会，悍然夺取了大夫蒯（kuǎi）得在当地的田产。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先克使自己上位的报答，赵盾包庇了他，没按照“正法罪”的原则来处置夺人田产的先克，这成了激起“五将乱晋”的导火索。
周顷王元年（晋灵公三年，鲁文公九年，前618年）正月，不得志的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和受欺负的蒯得做乱，雇佣强盗杀死了先克。赵盾抓住把柄，立即处死了先都和梁益耳，随即又在当年三月处死了箕郑父、士縠和蒯得。
这件事造成了晋国政局的不稳，所以当楚穆王乘机出兵中原，逼迫原本附晋的宋国、郑国和陈国都倒向楚国的时候，赵盾并没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幸亏此时南方的一些小国叛楚，把楚穆王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不然大概楚国早就跟晋国直接干上了，也许晋国的霸业会就此完结也说不定。
楚国暂时顾不上晋国，秦国却没忘记当年令（líng）狐（今山西运城临猗县西南）之役的仇。周顷王四年（晋灵公六年，鲁文公十二年，前615年），经过五年的养精蓄锐，秦康公亲自率军前来报仇，攻占了晋国的羁马（今山西运城永济市南）。赵盾亲自率领晋军主力前往迎战，双方打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河曲（指今山西运城芮城县西风陵渡一带黄河曲流处）之战”。
说“河曲之战”有意思，是因为虽然双方声势都造的很大，但却并没真的发生激烈战斗，大规模的武装对峙其实只是为几个晋国大脑之间的较量充当了背景墙。
晋国新任上军佐臾骈（pián）料定秦军不能持久，建议赵盾“深垒固军以待之”。秦康公急于求战而不可得，那个当初背晋奔秦的士会看出这是臾骈的疲军之计，便出主意说：“赵盾的堂弟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少年得志，不懂军事却好勇而狂，并且对臾骈出任上军佐心怀不满，只要派一支小部队去骚扰他，他就一定会不顾军令而出击，臾骈之计必破。”
跟臾骈和士会的脑子比起来，赵穿的脑子简直就是猪脑子。他果然中计，率领自己的部属擅自出战。赵盾见赵穿已经出战，担心他以寡敌众会吃亏，急忙命令晋军全军前去接应。仓促出战本是兵家大忌，如果秦军设有伏兵，一定没晋军什么好果子吃，但不知道为什么，急于求战的秦康公竟然也无意决战，不仅没安排伏兵，而且刚一跟晋军接触就下令退军，晋军因此才侥幸没受什么损失。
当晚，秦军假意来下战书，约定明天再战。臾骈看出这是秦军为了稳住晋军而使的金蝉脱壳之计，料定秦军要撤，便建议到黄河渡口进行截击。这本是一条好计，结果又是那个赵穿，他跟胥臣的儿子胥甲挡住军门喊道：“伤员还没治疗，死者还没收殓，却放弃不管，这是不惠；约定了交战时间，却不肯遵守约定，打算凭借险要攻击敌人，这叫不勇。”赵盾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秦军连夜撤走了。
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赵穿违抗军令擅自行动，干扰主帅决策，阻挠执行作战计划，虽然没给晋国造成直接损失，但却放走了宿敌，致使秦军主力得以保全，事实上是导致后来秦国攻取晋国瑕邑（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市西北）的罪魁祸首。这怎么说都应该受到严厉惩处，可是赵盾却临机不断，事后不究——严格的说，是只追究了胥甲的责任，把他流放到卫国去了，但却没追究赵穿的责任——要说他不是出于同宗私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正是由于赵盾的纵容，赵穿才在周匡王六年（晋灵公十四年，鲁宣公二年，前607年）秋九月干出弑君的事来，可就算赵穿犯了这么大的罪，赵盾也没有处置他，而且不仅没处置他，还派他前往成周迎接晋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回国即位。这就是晋成公。
其实，晋灵公虽然没有儿子，但他还有一个弟弟桓叔捷。按理说，作为晋襄公的儿子，桓叔捷比晋襄公的兄弟晋成公更有资格继承晋国的君位，但要站在赵盾的角度考虑的话，拥立一个跟赵氏有杀兄之仇的新君未免太过凶险，完全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一个本来完全没有机会的人，所以赵盾的选择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晋国其他卿族对他这一公然违礼的行为集体噤（jìn）声，则证明了赵盾当时的权势已经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
显然，晋成公面对赵盾这样一个权臣，他要是不想步晋灵公被弑的后尘，也就只能听任摆布了。赵盾当然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于是他趁机大肆扩张卿族，尤其是他们赵家的势力，以晋国无公族为由，重建了早在晋献公时期就已经被废除的公族制度。
可是，重建公族制度不是加强了晋国的君权吗？怎么说是扩张了卿族的势力呢？因为赵盾搞的这个公族制度完全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以诸卿的嫡长子为公族大夫，其他嫡子为余子，庶子为公行，跟真正的公族，也就是国君的子弟，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是不折不扣的僭（jiàn）越，但如果连弑君都可以逍遥法外，区区僭越，而且是对诸卿都有好处的僭越，又怎么会遭到反对呢？所以赵盾搞的这个伪公族制度很快就推行开了。通过这一举措，赵盾把自己的异母弟赵括立为公族大夫，把另两个异母弟赵同和赵婴齐立为余子，他自以为庶，为“旄（máo）车之族”，也就是公行，再加上他的儿子赵朔，在晋国政治中形成了赵氏独大的局面，也为晋国以后君权日弱、卿族日强埋下了伏笔。
从这些打击异己、徇私枉法、擅行废立、任人唯亲的行径我们不难看出，赵盾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本秩礼”、“续常职”和“出滞淹”来壮大赵氏的势力。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心术不正。有这样的人专权，晋国的人心和士气一定会受到打击。不过，由于赵盾的政策中还有“制事典”、“正法罪”、“由质要”等积极的内容，所以晋国的内政也并没变得暗无天日，赵盾因此还博得了一些贤名，而晋国的霸业虽然在赵盾专权的晋灵公和晋成公期间有所衰落，却也并没有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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