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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慧欣欣
1.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写道:“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重要。”
意思是,要想追求真正的自由,利益双方都应当作出适度妥协去维持平衡,单方一味坚持个人欲望最大化等同侵犯了别人自由的权利,这种“伪自由”是个人主义的范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追求集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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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年少时曾引用《王制》中一句话“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1]”狠批《西游记》和《封神榜》,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去摧残其他人的思想自由,却不知道这句话正是专制政府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根据。后来一些“正人君子”居然也想引用《王制》“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2]”想要杀胡适的朋友。
他说:“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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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忍的态度,源于“知甚少以为多”的狂妄。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因此,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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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长禄先生曾写信给胡适说:“您在《每周评论》文艺那一栏大作,《我的儿子》文中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儿子。’
这只是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以模仿同样口气说道:‘我既然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
我觉得末句可以改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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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信道:“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征得孩子同意便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我们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
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减轻罪过的法子,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另外,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绝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绝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这个孩子还必须遵从社会的教条去爱敬他的父母吗?
最后,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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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长禄先生的意思,是提醒胡适写文时应当考虑一下自己儿子或者其他父母孩子的阅读感受,万一有些极其崇拜胡适大师的年轻人以“胡适大作家说了,孩子可以不孝顺父母”为由去驳斥父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建言胡适修改部分表述。
胡适对王长禄的不解作了相关补充说明,但是他拒绝把这部分补充说明的文字填补在原文。他的回信悖逆了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推崇的度量,而且解释也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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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假设他的儿子是对社会有害的,实行教养是为了避免儿子作恶。难道减少儿子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让儿子成为一个“堂堂的人”,不能称作“恩典”?
其次,假如父母真的对不起孩子在先,孩子当然可以选择不敬爱父母,这需要根据具体事件进行讨论,您若真的有这层意思,为什么不肯在文中仔细说明呢?
最后,既然这篇文章只是你的日记,干脆文名改成《胡适给儿子的一封信》再在文末注明“并非推荐每位父母都实行这种教育观”,语意不就更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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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禄先生所言并非无理,胡适既然觉得别人误解了他的原意,为何不愿意重新填补新观点到文章中呢?这难道不是“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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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来看一下,在胡适这种冷漠育儿观教养下的小儿子胡思杜的人生。
1948年夏,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后来新政府争取胡适不成便转而批判他,胡思杜为了早日入党,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后来却又被打成“右派”,被贴上标签作为“卖国贼的儿子”,愤然自杀。
胡思杜对父亲的这种敌对心态,很大部分源于胡适这种不健康的育儿观。生子育儿在胡适看来,似乎变成了无可奈何的一件事。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会对于亲生儿子反应如此冷漠呢?
他不爱儿子的母亲,所以连同她生下的血肉都无法产生超越理性的爱意。
胡母在胡适年少时给他指定了一门婚姻,妻子江冬秀是个比胡适大一年的包小脚的村姑。双方并非彼此吸引、真心相爱,胡适让江冬秀等了13年才勉强答应成亲。婚后胡适多次提出离婚的主意——
“每一次胡适向江冬秀提起离婚此事,江冬秀便吵闹不休,一次竟用裁纸刀猛刺向胡适的脸部,未中。又一次,江冬秀拿起了一把菜刀,对胡适说,离婚可以!我把你的两个孩子杀掉。从此吓得胡适在也没有提起过离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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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胡适认为他的儿子不需要孝顺父母?可能是因为胡适为了孝顺母亲才答应娶包办婚姻的妻子,一直后悔,就算孩子都生下来了还是后悔,无奈妻子思想偏激,万一真杀了人酿成家庭丑闻,像胡适这样的名流难免丑闻加身。
在母子之间的抗衡中,胡适选择了容忍,这种容忍只不过是表面的让步,颜面上容忍着,心里还是容不下,负能量需要寻找地方宣泄——“《我的儿子》:我糊里糊涂给了你一条生命,我并无恩于你。”
胡适为了保全他的名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子的自由。他未问过儿子究竟想要怎样去度过人生,因为他不在乎。不闻不问也侵犯了别人的自由吗?当然,父母不关爱子女,子女的心理成长就不得完全,这无疑间接地妨碍了他们精神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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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的另一篇文章《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的主题跟《容忍与自由》也颇相似,他说:“东方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知足,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人世的最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胡适听从母亲命令,受包办婚姻束缚一生,不也是受“容忍比自由”这个理念催眠自欺吗?明明无法解开心结,却误以为自己是在容忍,而容忍是为了追求自由。
对婚姻容忍半生,胡适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吗?
如果胡适真的看得开,为什么不管制好自己对妻子的不满,为什么将表面上容忍产生的压抑转移去儿子身上承担?因为胡适做不到真正的容忍,他无法从心出发谅解对方,他念念不忘恋爱自由观的吸引,因此他的精神始终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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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世界最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认为:“只有当个人完善自己的良知以后,真正的自由才可以实现。只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自由意识时,自由才能诞生。[3]”
放入胡适的人生案例中分析,大概就是“只有解开心中对己见的执着,才能容得下对方的心声;只有对方也放下成见愿意进行沟通协商,互相让步,才能促成集体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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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人看多少书游历过多少地方就能达到。
真正的自由,是找到那个在你心里种植心魔的人,你先原谅对方对你做出这样可耻的事,然后问他是否愿意帮你拔掉这根刺。他若肯帮你这个忙,他心里的刺也自然跟着消失。他若不肯帮你这个忙,自行拔刺便要看悟性库存有几多。
真正的自由,不是单方的努力就可以达到。
所以它那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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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备注:
[1] 假借鬼神的名义,经常用蓍草占卜的迷信举动来蛊惑民众(的人),杀
[2] 行为不端而又固执,做错了事还不认错并坚持已见;言论虚伪诡诈而又能言善辩;专门学习旁门左道而且还学的很多;明知错误的言行而大加赞赏还加以润色。用以上罪行来扰乱社会秩序的,处死刑。
[3] 杜延广.阿克顿史学思想初探[J].史学史研究.2008(01):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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