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曾可达

我是曾可达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招牌，它挂在铁门左边的立柱上，稳稳地，仿佛已是和墙壁融为一体。但在几天前，立柱上还是另一块招牌——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

它像这时局，被迫变化着。

它又不像这时局，至少在这一刻，它还是安稳的。

大院里就是储粮的高塔，上万吨的粮食堆在塔里，也是稳稳地。大院外是涌动着的、悲愤于粮食千金难求的市民，他们呼喊着“平民要吃饭”，呼喊着“反对豪门囤积”，整个大街的声嘶力竭，变成了近于磅礴的气势，但那气势里，是无法被音量掩埋的绝望。

我很绝望，和他们一样。

【一】

运粮的车队又到了，在被人填满的街道前，刹了车。一个人打开车门走下来，远远地，我就对上那双锐利的双眼，如鹰一般，那是方孟敖的。

轻轻推开铁门，我走进大院，再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儿，穿着深绿飞行员服的方孟敖也进来了，他直逼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扯开椅子撑着椅背却没坐下。

他开始了质询，关于运粮，关于金圆券，关于这几近于饮鸩止渴的币制改革。我如实回答，下级如此对待长官，我却没感到任何不妥。

“把你车队运来的粮食卖给门外的市民。”

在他结束了咄咄逼人的质询后，我终于说出了我叫他过来的目的，意外的，他眼中的逼迫变得松动，打量我的目光里，是从未有过的陌生。

“币制改革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阻碍，建丰同志亲自上阵，封了孔家的扬子公司。但他孔令侃仗着自己的身份，就无视党国利益、无视党纪法律，还敢开着他的跑车向党国示威。其心可诛！币制改革不能回头，老百姓们把自己留着买棺材的银元换成了金圆券，改革失败了，损失最大的是谁？就是他们，墙外那些支持了政府最后却买不到粮的老百姓！”我变得愈发激动，“有阻碍就要清除，孔令侃这样的党国败类必须抓！总统今天到北平了，我在这里卖军粮，就是向他死谏！要么派人来抓我，要么同意经国局长在上海抓孔令侃！”

我感到脸上的肌肉一阵张紧，暗暗用力，让自己平复下来，方孟敖眼里闪着光，已经愿意配合我，去向市民卖粮。

他走后，我拿起水瓶倒了杯水，晾在办公桌上。

十月的北平，温度不高，不知道那杯水会什么时候变凉。

我坐在桌前，等着。

【二】

王蒲忱告诉我结果的时候，我很平静。

孔令侃没有被抓，卖军粮的我也没有被处分。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局，这是一个没有半点党纪可言的党国，他们在腐败掉的土壤里，幻想着驱逐共党，在这被历经风霜满目疮痍的大地上，一枝独秀。

听着窗外市民的呼喊，我第一次有了无法自已的、悲凉的感觉。它像一只毫无温度的手，一点一点，将我拉入未知的黑暗，直至被吞噬。

这是我进入铁血救国会以后，从未有过的感觉。

在这之前，我一直对那些隐藏在黑暗下的腐败恨之入骨，一直对重铸党国斗志满满，一直对币制改革充满希望，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自己，甚至是身边的人，有一丝一毫的消极情绪。在我眼中，任何人，既然选择了铁血救国会，选择了建丰同志，就不应该有个人的悲观和孤独情绪。这是动摇，是恐惧，说到底是自私！

但是现在，我却是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观和孤独。

“现在，我们失败了……”

“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在一起工作……”

那个曾经十分熟悉现在却又如此陌生的浙江奉化口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我曾信赖的、依靠的人，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服从，选择了抛弃。我动摇，我恐惧，我自私，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将为何而活。

闭上眼，脑子里只剩下曾文正公得一句话。

心力交瘁，但求速死。

【三】

就要回南京了。

在北平一晃三个多月，到离开时时，我却不知道要向谁告别。

眼前浮现了很多张脸。

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上共党林大潍的脸。那张脸孱弱而苍白，但一提及“共产党”三个字却立刻变得肃穆而敬仰。他谈自己的做人，谈共产党的做人。我信誓旦旦地对他说，要让他看到千千万万个侯俊堂被我们审讯，而现在，他死去了，我只抓了一个马汉山，隐藏在他背后的贪腐，除了恨，我无能为力。

夜晚的树林中，梁经伦平静的、面无表情的脸。他吟诵着的诗，说：“我既然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绝对不会再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我曾无法忍受的消极情绪，如今我深深体会到之后，再想起他说的话，却突然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情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被称赞为“人才难得”的人才，在币制改革之后远走异国他乡；那我这张破旧的弓箭，失去价值后，又要藏到何处。

还有另一张脸，那是率性的、纯粹的，我却永远看不透的脸。

在走之前，我想看看他。

【四】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方孟敖见面，在北平的机场。

他问我，是不是要回南京。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南京也好，北平也好，我曾经那颗充满斗志的心，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走之前，很想听一个真实的人对我的评价。方孟敖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吧。

“你是一个专跟钱过不去的人。”

我笑了笑，有点高兴，也有点难过。

“那建丰同志呢？”

“他只是个孝子。”

我很黯然，因为我知道那是实话，它也是真的。

方孟敖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三个月，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党国，只是他，似乎从未变过，依旧是那么高大挺拔，不拘一格。

我笑了笑，拔出腰间的枪，上了膛。

我耳边突然又响起了铁血救国会成立那日，建丰同志带着浓重浙江奉化口音的声音：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诚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值此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臣孽子，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成仁，至死不渝。”

他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却终究没能横下心来，做一个孤臣孽子。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我这个孤臣，是时候向孝子诀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