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爱好者 曾令琪
最近，网络上有一种杂音，认为在全国抗疫的战争中，方方推出其系列日记，不合适宜。甚或有人说，方方只写武汉封城后，普通人如何如何凄惨，没去写那些战疫的“光明面”，是作家没考虑影响、考虑政治、考虑全面，是作家的失职。
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高调，我立即心生反感。
首先，武汉封城前、后，有凄惨的情况存在否？
若没有，那可以去举报方方打胡乱说。若有，作为作家，特别是作为身处武汉疫区的作家，方方真实记录，有何不可？！作家不是政治家，不需要太多地考虑“政治影响”；作家不是哲学家，更不需要所谓“全面考虑”。作家是感性大于理性，热情多于热衷。再说，处江湖之远的作家，置生死于度外，关心普通人，记录普通人，描写普通人，何罪之有？！有的人偏偏是遇到任何“灾难”，都必然直接与“光明”挂钩，似乎一不这样，就有反x反×x之嫌。试问：新冠病毒被发现那么久，应当“全面考虑”“注意影响”的、居庙堂之高的某些肉食者们，一开始有几个敢站出来，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记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都重。”无论平平安安还是坎坎坷坷，无论繁荣昌盛还是经济萧条，中华民族需要的，永远是讲真话，做真人，办真事，而不需要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大言欺世的网络喷子。
其次，大疫面前，作家应当做什么？
比种菜种粮，作家比不过边远山区的普通农民；比执干戈以卫社稷，作家比不过一个刚刚入伍的解放军战士；比救死扶伤，作家比不过一个乡镇卫生院的专业医生、护士。凭什么要求一个作家，成为方方面面“考虑周到”、大事小事表现优异的所谓“作家”？！要知道，作家是历史的书写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有人吹牛、贬人不打草稿，套用五代后蜀花蕊夫人的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将天下作家“一网打尽”，好像在这场战疫面前，中国作家都全部“失声”，变成了对社会麻木不仁的傻子。事情真是那样的吗？
任何天灾，任何人祸，都如同一面“照妖镜”，让每一个人在这面镜子面前，妍也好媸也罢，高尚也好卑劣也罢，都毫发毕现，无可遁其形。都是本地狐狸，装貂装B，有用吗？欲指责方方这样有担当的作家，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岂不更好！
客观地说，这一场战疫中，不止方方等身在疫区的各级作家表现不俗，全国其他地方的大小作家照样可圈可点。一阴一阳谓之道。有人讴歌真善美，有人鞭笞假恶丑，各竭其力，百花齐放，这不挺好的吗？一个凄惨的景象，触动我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不好吗？一个温馨的故事，激发我们友爱他人的善心，这不好吗？当年汶川大地震时，有人满含装B的感情，吟出“纵作鬼，也幸福”的“诗句”，说实在的，快十二年了，老子至今一想起，还会打干呕！
历史和时代，不是假大空的几句豪言就可以唬弄人的。历史是由一个个个体的人和他们的所言所行组成的。毛老人家曾多次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当年老人家阅报，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兴奋得夜不能寐，草就《七律·送瘟神（二首）》。由此可知，作家关心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值得点赞的行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如果一个作家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百姓的命运无动于衷，那样的“作家”，还配称为作家吗？
由此观之，方方是可爱的，方方更是可敬的！
2020年3月1日，星期日，庚子年二月初八日，夜，于西都坚进居
文学爱好者 曾令琪
曾令琪，中国辞赋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西南作家》杂志主编。作品见刊于《人民文学》《四川文学》《中华辞赋》《星星诗刊》《诗潮》等近三百家刊物。
代表作：学术著作《周恩来诗歌赏析》《末代状元骆成骧评传》，长篇小说《天路》，短篇小说《春天的葬礼》。有作品翻译为英文和德文，发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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