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晨读刚一下课,值日班长就把一本漫画《武侠故事》拿给我,说谢康晨读不认真,好几次在偷看这本书,就把它收过来了。
我把书放进了抽屉,但并没把谢康叫过来。第一节是我的课,也没提起此事。我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在等待谢康自己过来要书,因为开学初我就向大家说明,一旦有东西被收了,想要回去都必须自己过来拿。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能主动地面对“问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老师的“处理”。
直到上午放学了,谢康也没过来。我想,要是下午还不来,那就该我叫他了。所谓“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教育上的一些做法,其实也是种种的策略与尝试,常常要因情况之变而变。
终于,在下午第一节课后,谢康过来找我了。他一进门,一副做了错事请求原谅的样子。我等他开口,他却默不作声地站着,只是时不时地瞧了瞧我,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
“怎么了?……你找老师有事吗?”我明知故问。
“老师,我……我那本……那本《武侠故事》……”
“是被值日班长收了的那本书吗?”
“是……”他眼里流露出企盼的神情,等着我把书还给他。
我沉默了片刻,突然说:“书不还给你,可以吗?”
他顿时低垂眼帘,斜睨着地面,小声地嘟哝着:“是你说过,可以自己过来要的。我就过来了……”
“很好,你能记得老师的话!书老师会还你的。你的东西老师当然不能占为己有,不然,老师也不对了。”我边说边拉过一张凳子让他坐下,“可是,你想过自己不对在哪里吗?”
“晨读时不该看漫画书……”我的言行让他的声音大了起来,看得出他已不像起初那样的拘谨,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我都希望他能积极地同老师沟通,而不是习惯性地陷在沮丧、封闭或对抗的情绪中,这样才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用微笑肯定了他的回答,“那好,你写份‘说明书’,把书为什么被收,以后要注意什么记下来,让老师了解清楚后,再还你。”
“噢,好的!”他立刻起身一溜烟出了办公室。
第二节课后,他就把写好的“说明书”交给我。按承诺我本该把书还给他了,但是“说明书”的字写得很潦草,我马上改变了想法:“字写不好,老师看不清楚,重写!”
于是,事情又有了以下的发展。
二
过了一会儿,他把重写的拿给我看。这次,字是端正了,可我又发现句子有些不通,标点也有不对。我指出了这些问题,他愣在那里,好像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一脸的茫然。
我为他出主意:“不用灰心,你不是有小老师吗,请他指导指导。”
他又振作了起来,兴奋地跑去找小老师。可恰恰此时,上课的铃声响了。等到第三节下课时,他失落地跑来告诉我小老师一放学就急冲冲地回家了,都来不及叫住他呢!
“那就等明天吧,要不去找其他同学帮助!”我安慰他。
第二天一大早,他眉开眼笑,双手捧着那张“说明书”,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一看,句子和标点都没问题了,但又发现了一个错字。我说;“你把这里面的一个错字改过来才行!”
他听了,欣喜的脸上又呆住了,连忙睁大眼睛找了起来,把“说明书”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满脸迷惑地说:“老师,好像没有啊!”
“看来,这个错字你是写习惯了,那老师提示一下。”我指指“武侠故事”的“武”字,“你再认真看看!”
他又盯着“武”字看了又看,歪起头来想了想,突然咧开嘴,笑嘻嘻地说:“原来我多写了一撇了。这一撇又小又轻,我差点没看出来。老师,你近视,眼睛怎么还这么尖呢?”说着,他又兴冲冲地跑回教室改去了。
当他第三次把抄得工工整整的“说明书”拿给我时,我轻声地读了一遍:“……晨读时,大家都在认真读课文,我却在偷看漫画书《武侠故事》,值日班长提醒了三次,我还是在偷看,她就把书收走了。我错了,我要改正,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请老师原谅我,把书还我吧!”
“老师,现在可以拿回书了吗?”他焦急地问。
“马上就可以了,”我笑着答道,“不过……”
“啊,是不是哪里又错了呀?”
“没有,你写得挺好!——就是你应该签上名字和日期。”
“原来这样!”他松了口气,“老师,今天是几号呢?”
“2007年12月7日。”
他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说明书”,很开心地从我手中接过了书……
三
只过了三天,他又故态重萌,漫画书再次被值日班长收了。这次,他提早过来找我了。我没说什么,而是把他的那张“说明书”拿出来让他读一遍。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断断续续地读完后说:“老师,这本书很好看,我忍不住又犯错了,我说话不算数,你处罚我吧!”从他的表情和言语中,可以体会到他这次对待“问题”的主动性。虽然他对自己的“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但毕竟还是孩子,我们不应该用成人的目光和标准,去衡量与评价一个才读小学的孩子的品行。
我平静地问:“你说怎么处罚?”
“再罚我写一份‘说明书’,字数要比上次多些!”
我摇头。要是这样,写“说明书”就成游戏了。
“罚我抄读课文,多读几篇,多抄几遍!”
我又摇头。我清楚这样的处罚是“药不对症”。
“老师,那我想不出来了……”他斜瞅着天花板,好像在猜测我的心思,突然恍然大悟地问:“我知道了,是不是要告诉我爸妈呀?”
我还是摇头。他显得既迷惑又好奇。
我揭了谜底:“你的书只能先存放在我这儿一个星期了。下星期的今天你来拿,你可以走了。”
“啊,老师,不行呀,书是向别人借的,几天后就要还的。”他又信誓旦旦地发誓,“你再原谅我一次吧,就这一次,我保证再也不在晨读时看了。”
我态度坚决地说:“是不是借的,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应该负责对人家的解释。正是为了考验你的毅力,老师才替你先保管一个星期,如果连一个星期都忍耐不了,那你的保证再好听感动人,也是空话!”
他见我的表情不容分说,知道请求也是无济于事,便改变了口气:“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一个星期总算过去了,那天他一到校就迫不及待地来见我。在还他书之前,我强调说:“要是再次被收,老师就得替你保管至少一个月了,也可能要到学期结束再还给你。不过,你放心,老师是不收保管费的!”
他笑着伸伸舌头说:“越来越久啊,我才不会再因小失大呢!”
正是有了这一波三折的切身经历,他的确很长时间没再犯同样的“错”。我想,即便他再犯又有何妨?我的这种“处罚”,具有随时加大力度的后继性,而非只是为了一时的“处罚”而“处罚”,况且,我也喜欢体验“处罚”之外师生间的种种交流。这对处理其他学生的类似事件,也是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
四
后记:当前挺流行这么一句话:“没有处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更是难以成功的教育。”是的,处罚,也是师生沟通的另一种桥梁,假使没有心与心的“沟通”,假使没有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处罚极容易演化成教师情绪的某种发泄,甚至是“报复”,而又被实施者披上所谓“为了学生”的美丽外衣,这不但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且更是在伤害师生双方的身心健康。说得严重点,犹如饮鸩止渴。所以,问题不在于教育要不要“处罚”,而在于教师能否把握“处罚”的效果,能否让结果朝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向发展。实质上,有效的“处罚”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教育”,不存在“要”或“不要”的口舌之辩,无非是教育的方法不同而已。回首上述这个教育案例,大家或许可以看出,我在与这个学生的“较量”过程中,是将“处罚”融入教育的“细节”与“沟通”之中,一步步,不急不躁,就事论事,做到有理有节,有情有意。因此,从结果来看,给学生的感觉,“处罚”不再是教师的声色俱厉、忍无可忍,乃至歇斯底里,而是师生之间自然而然的另一种亲近,如同风吹草动,雨过天晴。
相信学生,他能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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