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文那些事儿

晚明时期，小品文创作层出不穷。这一流行趋势，与此际士人普遍心态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显示了这一时期士人趋于闲适放达的豁达心态和惬意安享的生活状态，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方面，散文语言尤其晚明小品文流溢的诸如深情、直露、率意而出的意境为后世树立了创作典范；另一方面，这一稍似魏晋风流之偏尚对士人创作颇为影响，而这一影响背后所氤氲的文化意味也成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标签，为后世临摹不得。

欲论小品，必先论散文。散文当是不同于诗词创作的，一篇绝妙文章当肆意而出，不虑音律，不忌篇幅，思想畅达，感情充沛，也正是因了这一特点，有别于诗歌中古体之文辞逼仄，绝句律诗之音律齐谐，有别于词体与乐为伴，因声填词。此外，散文于自由之外另有一层规矩，行文可散，内蕴稳存。一篇散文，还须有绝妙之笔法，以备意蕴、意境、意趣之用。而论文时，自是一鉴赏之旅，或似饕餮，或似行止，或如饮酒，或如赏花，以其语言先行，载其内容相称，后散漫有度之结构巧妙与之，恰似水藻曳于水，随波暗动而不位移，世间曼妙之境，盖在此一草也。晚明小品文便是这藻荇交横中的一株，承前代小品之精粹，得东坡文风之斧斤。

一、谐趣清新的语言再造

林语堂在小品文的寻根之旅中，认为“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接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而王纳谏在编选《苏长公小品》时曰：“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销日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晌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由此观之，苏轼之文所蕴藉的惬意之感与闲暇度日之慨已与晚明小品之文风遥相呼应，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在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承袭之关联。而在晚明小品文创作方面，尤以三袁、张岱、王思任等人为盛。

公安派在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同时，并由此引申出 “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的散文创作方法论，此外，还对情、景、境有其独到的见解和体悟，并在其文中大加阐释，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可见一斑:

士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辩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行文之中，作者层层推进，娓娓道来，趣之品级依次托出。“当其为童子”，不知有趣，趣之“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则“近趣”。作者将一己之感悟贯穿文中，切中肯綮地把人生之“得趣”与学问之深浅之间的矛盾而又微妙的关系阐述出来，求趣也，得趣也，无趣也，种种描摹分明幻化为种种意境——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愚以为，“趣”，之于为文，即为意境；之于作者，即为人生欲求，抑或是对生活情境的有效概括。再有“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诸如此类玄妙幽微之意象，作者拈来拟作“趣”之喻体，依稀可见而又求之不得，唯美无止而又霎时芳华，这种不可打破、不可言说、不可凑泊的意境便是“趣”之所指了，即“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趣”之于此，不仅诠释了作者乃至士人竭力踅摸的一种人生际遇，又为士人创作中不可回避又难以诠言的意境提供了理论参考，即“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更为直接的是，这一“趣”的概念串联起了晚明小品文散溢于字里行间的文脉，这也正是袁宏道一直秉承着的散文思路，投射在其日常生活场景中，那种无拘无缚、自由自在的状态便在“趣”的背景下一一呈现，行文与日常的无缝对接，把这种“趣”楔进了广大读者的内心。百载之下，仍会为之唏嘘不已。

张岱行文洒脱无碍，语言清新自然，读其文，想其人，念其事，极具画面感和切入感，仿佛一副卷轴缓缓展开，把人带入到出乎意料的意境之中去。笔者不得不由衷地感慨于斯，张岱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对行文的整体掌控达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权取其一篇《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杯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在此语言何其简练，却又极富张力，短短数语，便把湖、人、亭巧妙连缀起来，再取一连串俏皮比喻“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更觉巧妙。先言“人鸟声俱绝”，又有“独往湖心亭看雪”，作者之风度风流，不免让我想起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之英雄情怀，作者此般不循常理之态稍有魏晋风流之貌，吟罢此文，更有一种追逐孤独、偏好寂寞之感油然而生，抑或是一种繁华背后超脱寥廓宇宙之外而了然无形的虚寂与徒然。我已不敢想象，若将我厝置于此情此景，该会是何种意境，何种心态，何种胸怀？最末一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托起全文，以舟子无意间的一句评介将本文的谐趣推至顶端，颇有画龙点睛之神韵。

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并未对眼前雪景大肆渲染，而是人景合一，把自己悄悄地放置于画面之内，静静地观照，静静地流连，静静地品鉴。全然一副“庄周梦蝶”的姿态，融己于景，运文摹己，顺其而出的意境更是难以言表，不忍碎言。至此，张岱把晚明小品文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

二、韵外之韵的意象追求

更有王思任于《南明纪游序》有言：“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俏隽，始各尽记之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由于其钦赏诸贤而又博采兼济，类如游记之创作，有诸贤之影而无斧凿之痕，一文既成，仿似脱于画匠之手，色彩磨拭，光影浑成，浅吟小文自有联想浮翩、物我相谐之境。微引其文《小洋》以观：

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以鹦绿鸦背青，上有猩红云五千尺，开一大洞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日益曶，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

我们不难发现，文中一连串的色彩，如“胭脂”、“鹦绿鸦背青”、“猩红云”、“赤玛瑙”、“柔蓝懈白”、“老瓜皮色”、“金黄锦荔”、“晶透葡萄紫”、“鱼肚白”、“出炉银红”、“金光”等给人一种光怪陆离、缤纷繁芜之感。宛如一幅色彩调配图，只经作者丹青之手，便全然另一副光景了。作者以微观笔法书写出宏观之制，可见其笔力之精，功底之深，眼力之邃。对色彩、光影等信目可遇却难以细描的物象，作者表现出了惊人娴熟的驾驭技巧和审美倾向，并演绎至极致，不免让读者滋生出游目骋怀、尽收眼底的视觉体验来。这也尽显读者大众对小品美文的汲汲渴求和弥欲之态。

李流芳亦是晚明首屈一指的小品名家，其文其画均堪称一绝。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从这一单一层面来说，倒颇有几分唐代王维的神韵，他在意象追求方面也极有指向性和丰富感。尤擅书画题跋，跋文与书画两相辉映，极具美感。其于《西湖卧游图题跋四则》中如此这般描摹绘画之中的意象构造：“前日，舟过塘栖时，见数树丹黄可爱，跃然思灵隐莲峰之约，今日始得一践。及至湖上，霜气未遍，云居山头，千树枫桕，尚未有酣意，岂余与红叶缘尚悭耶？”，“湖之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盖山水相映发，他处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曾与印持诸兄弟，醉后泛小艇，从西冷而归。时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荡，如镜中，复如画中。久怀此胸臆，壬子在小筑，忽为孟阳写出，真是画中矣”。李流芳惯常以一种迷离恍惚的手法将我们引入到意象的虚实两宜的世界中去，而这种虚实相互碰撞所营造出的美感，也正是他所给予我们的意象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似乎可以从这种美感中去感悟他的那种扑朔迷离难自持的情感来。

三、遗世独立的文化意味

除了上述所言意境追求和语言再造之外，更有其背后所隐蕴的士人日常生活情调和独有的审美趣尚，及其放浪形骸、不拘世俗的豁适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生态，并传达了这一时代所别有的文化意味，而晚明士风的转变对文化的整体意味和社会的趣尚有着极为有力的引导作用。一方面由于政治威慑的松弛，士子文人中任诞放纵之风渐长，另一方面，对于晚明政治的一再失望，纷纷趋向恬淡自适的生活趣味。

士子文人的任诞放纵，不可笼统地理解为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他们或放浪形骸，彰显个性；或文过饰非，沽名钓誉，或愤懑难平，一泄块垒。后者正如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谈及“才人必有冶情，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否则近衺。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垒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亦然。”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概括了在他所处的时代文人备受压抑，愁苦难消的情绪，以及不得已采取避世远游，逃离苦难的发泄方式来排遣内心的困顿与苦闷。

凡古来醉后弄风作颠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为豪爽，而欲作如是态者。若阮籍之醉、王无功之饮，天性也。米元章之颠，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传米芾《辨颠帖》。而世乃以其颠为美，欲效之，过矣。云林之癖洁，正为癖洁所苦，彼亦不乐有之。今以癖洁为美而效之，可呕也。

作者恰当巧妙地将时下效仿阮籍、王绩、米芾诸人的作法深表嫌恶，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公安派反对虚假，崇尚率真的主张。“虚张声势是假，效颦学步是假，附庸风雅是假，人格面具的使用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以至于无往而不假，这是人性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敢于捅破这层窗户纸，揭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者的真正面目，就是唤醒人类真性情的努力”。晚明文人给人留下了许多难以意会的印象，其中掺杂有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无所依傍、无所拘缚等错综难解的意味，不如魏晋风流之真风流，又难比赵宋文人之隐忍平缓，既使人悲哀，有让人同情。

晚明文人在政治环境中屡受打击，报国无门，在政治游戏之中辗转浮沉，备受摧残，亟须在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乎转而追求恬淡自适的个人生活。他们或与佛道为伍，参禅悟道，在宗教之中找寻精神家园，苦觅灵魂超脱之道；或终日游山玩水，遍访古迹，在旖旎风光中涤荡污浊杂垢；或醉意勾栏瓦舍之间，快意恩仇，娱乐人生。“当士大夫追求这种愉悦性情的生活时，他们也在营造一种清雅的文化消费氛围”，这也在影响着整个时代的文化环境附带着一种恬淡自适的享乐风尚向前迈进。

晚明小品文作为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代表了那个时代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为后世散文创作指引了一种新的方向和路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士大夫文人和小品之间的双向选择，造就了一代文学的创作风格，也遗留下后世瞻仰不止的文化意味。晚明文人游离于世俗内外，在现世世界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徘徊于日常生活之中，用文字语言创造出有别于生活的艺术境界。对艺术美感的观照以及对于个人精神慰藉的寄托，无疑成为他们创作小品文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