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是要作为作为考古科普丛书中的一篇收录，然而两年过去了，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消息，so，发出来大家看吧。
比之于作为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的商周时代，和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用品的秦汉时期，铜器至隋唐及其后，无论是种类、数量，还是形式、纹样都远不如前代丰富多彩。这一变化的产生，既有因铁矿的存量远高于铜矿，历经近千年发展，铁器生产技术业已经成熟的大背景，又与瓷器烧造工艺的发展和竹木髹漆技艺更趋盛行有关。铁、瓷和竹木因资源易获得逐步取代铜成为生活用品的主流材质，加之唐及以后的大一统时代里，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生活富庶，随着金属冶炼和锻造技术不断发展，金银作为财力和地位的象征受到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的追捧，于是铜器便受到了冷落。同时，还因为人口倍增，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流通领域钱币铸造之需，国家对于铜材需求量的增加，致使铜制品的生产受到影响，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对铜器制造的热情。
唐以后，尽管铜镜的大量存世依然不失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不可否认，同时期少量铁镜的发现似乎暗示着铜器的尴尬处境——铜材似乎已经难以满足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之需了。不过，我们也无需为铜器工艺的命运太过担忧，汉唐以降渐趋盛行的宗教世界，又为眼见即将关闭的铸铜技艺之门，悄然地打开了一扇生存小窗，使之有了一条得以前行的曲径。蓦然回首，在日常用品中难觅身影的铜器，已然匿迹于世俗之外的名寺古刹，化作肃穆佛堂里的庄严法像和神秘法器了。
自东汉白马驮经入中华大地以来，佛教几经演变，于唐代已呈大盛之势，上至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对于佛教的崇拜和迷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自汉而兴，源于本土的宗教——道教，虽被李唐王朝奉为众教之首，但也难以望其项背。1987年法门寺塔基地宫的开启[1]，则为我们揭开了当时社会佛教信仰盛况的一角，同时也提供了认识宗教世界铜器身影的契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稀世珍宝，一时震惊各界，除大量工艺精良，制作臻美的金银器外，也有极少部分铜制器物现世。这一部分铜器存量有限，精美也远逊金银器，但可知大多为供养器，再结合其它的相关发现，可将之区分为宗教造像、奉教法器和日用器皿几类。
一、宗教造像
宗教造像中最为重要的一类为佛教造像。造像的材质实际较多，可见的有金、银、铜、铁及石质和木质。适宜保存，并可移动的当然是体量相对较小的铜质和其它金属造像，大型造像则以石材为胜。就法门寺而言，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多为石刻造像和丝帛画，铜质造像虽有不少但年代都较晚，仅限于原藏于明代法门寺塔佛龛中数十座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铜质佛造像，一般高约40～50厘米，佛像容貌更趋于世俗化，将人的形象与佛的形象融合起来，或坐或立，脸型丰润，造型完满精细。
陕西南郑龙岗寺东汉墓[2]出土过铜菩萨造像，带座通高不过5厘米多，但因形制特征与隋唐时期菩萨造像相似而致制作时间存疑。传唐代在雍州沣水(今西安西)流域出土过一躯夔金铜佛像,座跌上刻有铭记:“ 建元二十年( 384年)四月八日,于长安中寺”，为前秦苻坚时遗物，应是年代明确的最早造像。,其它发现则以唐代为多，往往数十、或数百件的出土，上世纪70、80年代，临潼先后两批铜和鎏金造像数分别为200多件和300多件[3]。有些造像有铭刻，知多为唐代，但也含有少量北朝的造像风格。铭刻还表明多为供养物，有供奉人名。据陕西著录的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看，主要可以分为佛像、菩萨和天王三种。这些早期造像大多规格较小，均在几厘米到二十厘米不等。
这类造像的数量虽多，但体量微小，而且从制造的工艺技术方面观察也乏善可陈。这很可能是崇教信徒个人或家庭出资供养，铸作地以民间作坊为主，以致质量上不尽人意，缺少大件，精品稀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因历史上出现过限制铜造像制作的有关。后周世宗时期因为人们对佛教的崇拜而熔铸钱币铸造佛像影响了货币流通，引发了大规模的灭佛活动，佛教的传播遭到了重大打击的同时，大量佛教造像亦被熔毁重新铸造制成钱币。所以，民间私铸造像成为常例。陕西及国内其它地区多次发现的唐代铜像窖藏，是否为唐武宗的灭佛事件有关，也引起了相关报道者的关注。
另一方面石窟艺术早已影响到陕西，佛教题材的石窟造像大量涌现，依山而建的巨型佛像和千佛洞等气势恢宏的佛教造像群，无论是从数量、品位，还是影响力来说来说，都远超金属铸造佛像；与此同时，铜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仍然属于贵重金属，即便出土少量小规格民间所制铜质佛教造像，也因其为工艺粗糙，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陇县早年出土各两尊唐代的天王鎏金铜像，为一对生动的武士形象，均面向一侧，身披甲胄，一手高举，一手叉腰，一腿略抬，一腿直立，足踩两鬼怪，形态威严，雄健孔武，外有鎏金，高达70厘米，为早期铜造像中的罕见精品。活現出了唐代武将的武勇威猛，与之相似者，多见于规格较高的唐墓中三彩或彩绘陶天王、力士俑，但高度及此者亦不多见。
还有一些更为大型的造像，则是较晚的作品。咸阳博物馆有一尊较为巨大的铜佛造像——明代福昌寺大佛。佛像作跏趺坐状，中空，外壁厚0.7厘米，通高220厘米。高肉髻，额有白毫相，双目微闭，双手至膝，掌心向上，作禅定印。身着袈裟，双肩披巾，披巾及袈裟领襟边雕有莲花纹饰。胸前有凸起的“卍”字。腰系裙，裙带中饰有一结。左右肩窝分别刻正书“日”“月”2字。这似乎已成为陕西铜像铸作后期的一大手笔，弥足珍贵。
佛教之外，宝鸡等博物馆亦藏有济公像、关公像和一组铜质乐俑等其它宗教或世俗题材的造像。宋代的济公像，通高18厘米，圆脸大头，一副嬉相，一手上举，左手下垂执帚，衣着随风而飘，肚皮外露，右小腿向后弯曲，左腿直立，赤足站于佛形四足座上。济公像神态生动，服饰及动作惟妙惟肖，充满动态美，一如济公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形象，既有善良慈悲人性，又有神通广大佛性。明代关公像为传统的关公像形式，通高16.5厘米，头带冠，细眉圆脸，长须垂胸，左手搭左膝，右手搭右膝，身着战袍而坐。更有特色的是铜质乐俑，一组十个，分别作双手弹琵琶状、双手拱盘献桃状、吹箫状、弹琴状、击鼓状、双手持盘献佛手、击钹状、敲锣状、吹笛状、吹笙状，平均高度20厘米，表情各异，生动活泼。这些铜像的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晚期造像工艺确也有多样性的一面，只是存留下来的确实不多。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珍宝》三秦出版社，2014年。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3]临潼县博物馆：《陕西临潼郉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文物》198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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