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当知青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肯定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早点“抽”上去，即早点被招工离开农村。就这个“抽”字，后来一想，似乎都有好多讲究，下放的时候，说的是“放”，手一松，一下子就全都放下去了，而后来招工什么的，是说的“抽”， 这“抽”字，则有“取出一部分”的意思，这一部分有多少，那就不好说了，比如瞎子算命“抽彩头”，一个也是抽，两个也是抽，总之决不是全部。
确实，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从出生就在城里，在爸爸妈妈身边，一下子远离家乡，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还是条件比家里差很多的环境，路是不平的，晚上是黑灯瞎火的，谁能适应呢？说不想家，那必定是瞎话、假话。
于是，各种情况就出现了，有父母亲为了子女能早点回城使出浑身解数，比如手中掌管着紧缺物资的，就利用那一点点小小的权力，给子女下放地方输送一些，换取子女回城工作的指标，当然，掌管着很大权力的“大官”不在此列，这里只是指那些也可算是小小老百姓只不过是有那么一点点权力的的人。也有个别女知青为了早点回城，被动或主动献身支部书记的，等等等等。当然，更大多数的则是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劳动，以求获得个好的印象，碰到有招工机会被“贫下中农”早点推荐而被“抽”走的。那时知青若有机会聚在一起，谈的大都是招工的话题，有的说，只要让我“上去”，搞搬运都可以，有的说，扫大街也要得……
有些人运气好，下放不到一年就被“抽”上去当了工人，按月可以拿到工资，重新吃上了国家粮。这批人，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大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因此，大多安安心心地在工厂里劳作，很多还是任劳任怨，学徒、出师、娶妻（嫁人）、生子，直至退休，有的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人生再无任何风风雨雨，自己也不“折腾”，平平安安地度过，而今都已退休安享晚年，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太高，绝大多数人没有修完基础教育的课程，有的甚至连义务教育都还没来得及接受完也是很主要的一点。
相比之下，有的人则在农村一干就是好多年乃至上十年。由于或自身的或家庭的或社会的等各种原因，总是不能招工走人，一次次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和听着别人说“拜拜”。我读大学时，同班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小我两岁，和我一样，也是1968年下放，大约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屡次招工都没他的份，直到1978年高考，他才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整整在农村呆了十年，其间，他种过田，放过牛，甚至还在沅江的大风浪里放过木排，其艰辛不言而喻，当然，后来好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教书，在学校“升级潮”中，这中专又被另一所大专兼并而成本科学院，由于自身的努力，他评上了正教授职称，并担任了系的支部书记，比起那些早早就“抽”上去当工人而不再思进取的人强了不知多少（我这里没有丝毫瞧不起工人的意思，我后来被招工，开始也是当工人，而且是很辛苦的高温作业，烧融化钢铁以供翻砂的“冲天炉”）。
那时候，“上面”对我们喊的口号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干革命”，所以，领导们也着意地培养“扎根”的典型，特别是愿意与贫下中农的后代结婚从而留在农村的典型。我下放的那个公社就有一个，那小伙子我认识，长得还不错，应该初中毕业（肄业？）吧。那是我招工离开之后听说的，在公社领导的授意下，他在全体知青大会上表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也是在领导的安排下，他与一农村女青年结了婚，而且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有一段时间里，还到处作报告搞“宣讲”……当然，后来在知青返城潮，他年岁也大了时，县里还是给安排了工作，是县里的农业部门，他也还是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干着，但是，由于文化储备不够，再加上其他的原因，一直到最后，他还是技术上没有职称，行政上没有职务，退休时只能拿着最低档行政级别的退休金，去年冬天我见到他，言谈中还是可以听出一些心里的怨气的。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我是1968年初冬时节下放的，第二年春上，大队叫我到小学去教书，可我教了一个星期就不干了，原因是没那个耐心，一个教室，坐了六十来个鼻涕小孩，两人的课桌坐着三人，挤挤嘎嘎，而大队支书的儿子一个人就霸着两个人的位置，把旁边的小女孩挤得哭哭啼啼的，我说也说不听，烦起来就用粉笔头点了他一下，你猜他怎么着？他居然哭着跑出去了……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不伺候了。再后来，那年招工的时候，就因为我“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不教，教哪个？”的理由，将我的名字从招工人员名单上给划掉了。
也就是那年冬天，县里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我被安排“上堤”出工，这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三年里，有两年是在工程指挥部，那里的领导多次给我们许愿说，一点会安排好我们的，不要看到别人招工走了就不安心。所以，好多次招工的机会都错过了，只听见人们传说“后方”（指生产队里）谁谁谁招工到了哪里，谁谁谁被推荐上了大学，而我们十多个人就陶醉在领导许的那个“愿”里，每天认真地工作着，有时也想象着忽然哪一天有个如意的工作砸到自己头上。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黄粱美梦，到主体工程快结束的时候，指挥部就开始精简人员了，忽然间，大会一开，一纸名单宣布，没有谈话，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解释与说明，以前所有的承诺一笔勾销，正如有个段子讲某位公社书记的，“你看看，我么得时候讲话算数了的！”没的说，“走人！”
于是，我回到离开三年的生产队，那已经是1972年的秋收过后了。回队里不多久，县知青办公室抽调我去写知青的先进材料，和几个也是知青的人一道，跑了几个公社，采访了一些和我一样的知青，写了几篇文章，参与编辑了几本小册子。完成任务后回队里没几天，县团委要在我们公社召开现场会，公社又将我叫去，要我收拾“旧部”，几天时间排一台文艺节目为会议演出。这样，我与原先在“团部”文宣队的一些还没能被招工“抽”走的那部分队员又集合在一起开始了边创作边排练的紧张生活，一部分节目是复习原先的，还有按领导要求自行临时创作的，比如写知青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以“永久”牌和“飞鸽”牌自行车打比方的相声《背车》等，个把星期的时间里，居然排出了一个多钟头的节目，有的还是我一边写演员一边背一边排练的，演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而此时，公社那个人称“赵大炮”的分管着知青工作的党委委员发话了：“小夏，你这么厉害，我今后哪来那么大个庙装你呢？”我有点不高兴了，但还是陪着笑脸说，“那你就放我走唦！”因为此前有几个来招工的单位点着名要我，那都是省和常德市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他一概不答应，此时，他无言以对，嬉笑着走开了。当然，那几个企业后来都“垮”了，这也是我后来并不那么后悔的事，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一直到那年年底，听说上面下来一个什么四十四号文件，要暂时停止招工，有一天，公社管知青工作的老熊给大队打来电话，通知我赶快赶到公社，我一去，没别的事，叫我马上填一张招工表格，也不要贫下中农推荐，也不要哪个党委委员再签字，也不须去医院体检，填好表后立即回生产队挑谷交到粮管站，换取证明，然后到县知青办直接办理招工手续。原来，那时有一批招工指标，县知青办就首先想到了我们几个在那里打过工的人，时间紧急，“特事特办”，一切从简，从公社拿着招工表，挑着行李直奔县城，找到知青办签字盖章，再到县“工交办”（工业交通办公室，后来分为工业局、交通局等好几个单位）报到。就此完成了招工事宜，啊，我终于脱离农村了！而此时，我早已是二十老几的人了……
2017年6月2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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