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子的大榆树底下,我见到一位老人,他一边叼着烟斗慢吐云雾,一边凑着耳朵听收音机。
我走近他时,他冲我咧开嘴笑。我也客气地回敬给他一个笑。他说:你是谁家的娃?我说:我爸叫天宝。他笑着喊我过去,说:哎呀,是天宝家的。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哩。你爸在矿上那会儿,俺们是工友,打配合响当当的好把式!
我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描述,仿佛十分得意的样子。雪白的胡子和灰白的眉毛都一蹦一跳的,黑里透红的脸膛随着口腔的开合呈现出一股特殊的神气。
我突然想起父亲常提起过他的一个好工友郭长工。便问他认不认得,他笑着说他就是。
我嗤了一下鼻子,几欲笑出声来,却又装着犯了感冒。原来这个大闹县政府,令乡镇干部闻之色变的郭长工,竟是我跟前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听过很多关于这个郭长工的故事。一部分是听我父亲讲,另一部分则通过乡镇干部讲。
父亲说的,大部分是两人怎样在矿井下打钎子掏煤同生共死,怎样在设备室抡锤子打铁。乡镇干部说的,则是他怎样逃票去天安门广场喊冤,怎样在县委书记的车上写大字报。
我问他有啥冤情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他说,咋不冤呢。不仅我冤,连你的父亲也冤着哩。俺们在那矿上从十七八一二十的壮小伙熬到年过半百,一月挣个几十块的工资,把最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国家。现在倒好,退休金一分没有落到手。你瞅瞅那个村支书,文革那会儿干了多少错事,文革结束后群众都撵着要打,现在倒摇身一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乡里干部去了还跟人家黏黏糊糊的。这样的人一个月还有个几百块退休金嘞,俺这些正儿八经建设国家的倒成了胡搅蛮缠的人啦,算什么个天理王法。
我隐约记得,省里对他的问题逐级下来的批复是:反映问题过于长远,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请做其好思想工作,避免冲突,减小影响。
我问,你反映的问题人家怎么回复你的。他说:人家说,‘你说的那些都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像你这样的一抓一大把,哪能解决的过来,等到国家政策下来了再说吧。’我一听就来气,才多少年,领导换了就不认账了。
我说:上面没政策,他们也解决不了。他说:有没政策俺不知道,也管不了,但疮疤在谁身上谁疼俺知道。我反映都不反映,上面咋知道。
是啊,沉默着忍受,以至麻木不仁。当这些真的成了全体国民性格,国家还有救吗。我于是开始同情这个老人。
可惜啊,他叹了口气,言道:你爹太老实,要是我拼死也要告他一告,告不赢也要出出这口气,人总不能被气憋死,被气憋死不像好汉。
我说:你北京也去了,县委书记的车也划了该出的气也都出完了吧!他说:离出完,还远得很哩,啥时候把我的退休金解决了,连你爸,还有老王、陈八条、钱滴溜的都解决了,那才叫出了气。唉,可惜,现在我被一群恶狗盯得紧,一出村子,就有人寻上来,他娘的,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贼!
是的,他被看起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村长张大权就对他说:上面都交代了,叫我以后多跟你谈谈,这么大年纪了,跑来跑去怪累的。他气忿地说:少在爷前卖乖,阎王派来的兵,哪有不勾魂的。你给我开了退休金,咱一了百了,如不能够,该滚哪滚哪。村长说:就说,我叫大权,可就是个比芝麻还小的村长。你的问题县委书记都解决不了,我中个猴儿。说罢拍拍屁股,起身走了。
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流了眼泪:大发、林子都死了,你爹也七十几了,过两年俺们就都埋进了地底下。看来,这事儿是没啥念想了。
我想劝慰他,却无从劝起。
正在这死寂无语的时分,收音机里播送了关于慰安妇的新闻:目前,全国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已不足五十人……我方强烈要求日方致歉……
老人关掉收音机,长叹道:这世道越发难捉摸了。我们等个工龄确认快要赶上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的历史了。日本政府不承认,他是鬼子嘛。国家不承认,我们总不能叫儿孙不爱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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