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森甲在晚清似乎是个小人物，但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之所以称他为“多面派”，是因为他所深交的人物既有荣禄、刘坤一这样的铁杆后党，有张之洞这种骑墙派，有秘密策划“迎銮南下”的陈三立，有组织“中国议会”的汪康年，有深度介入中国国内事务的日本政坛军界人物，还有激进的辛亥革命党人等。本文根据史料对陶森甲生平进行简单介绍，随后叙述他与日本的渊源以及在庚子事变中的表现，正是这种与多种势力之间均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深刻表现了其“多面”的性质。
一、绪论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陶森甲是一个显得有些特殊的人物。一般史著提及此人的场合,多缘于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交涉,而实际上,其人可述之事迹远不止此,尤其表现于晚清中日交往的过程,堪称“十分活跃”。戊戌至庚子间许多重大事件中均可见到他的身影,而呈现出来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在代表官方办理“东南互保”交涉的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上海中国国会;因与日本渊源深厚,备受两江、湖广两总督倚重,为对日联络牵线搭桥,但有证据表明其曾经受日人驱使,不断地反向供给情报。这种近似分裂的“无间道”确乎难以精准定义,无怪有论者称呼他为“活跃的诡秘人物”。在了解陶森甲本人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所作所为的同时,我们应注意由此所映照出来的近代中日关系的某些重要特征。
二、陶森甲简介
陶森甲（清末至民国初年），字榘林，湖南宁乡人。陶森甲在光绪十八年前的经历与很多湖南籍读书人相似，虽然没有功名，因投笔从戎得以积功逐步升迁，初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书记。中法战争时佐左宗棠军防闽疆。后随洪钧赴俄、德、奥等国，他积累了洋务经验，大大开阔眼界，并关注中国军事近代化问题。回国后以道员分发广西，寻改归江南候补，委赴日本考察军队。任陕西试用道的经历，使他有机会结识两个日后的军机大臣鹿传霖和荣禄，因此也为之后在庚子年得以参与最为隐秘的几件大事。八国联军(1900)入侵时，助刘坤一订东南保护约款。旋署常镇道，改寿春镇总兵。民国初，任湖南辰沅永靖观察，大约死于1914年，享年60岁。
三、陶森甲与日渊源
在晚清时期(十九世纪末), 陶森甲被选派赴日考察，主要负责在日本各处实地考察军队、教育,与朝野各界广泛接触,此应为与日人结交的最早渊源。1899年4月,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赴华游历,相继访问南京、武汉等地,此行意在试探中日军事合作、共同抵制俄国,短期目标则为促成东南督抚招聘日本军事顾问、派遣陆军留学生等事。早在1887年陶随同出使俄德奥荷兰大臣洪钧前赴欧洲,在柏林公使馆担任参赞时,福岛安正为日本驻德使馆武官,两人于此结交,因此二人算是旧识。1899年福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之进行礼节性会晤后,即指派陶森甲为代表,就细节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会谈之初,陶森甲的话锋多集中于德国占据胶州,但福岛却有意将话题转移至俄国。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及满洲直接对抗,福岛指出兴修中的中东铁路为对华最大威胁,进而畅谈日清军事合作之愿景,在练兵、留学等事上引起陶森甲诸多共鸣。
此外，日本民间团体在长江流域触角更广,特别是东亚同文会领导层,无论与地方督抚或维新派人士均有密切联系,在华支部成员更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中国不同政治派系的活动。1899年10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来华游历，并在南京以创设同文书院为主要业务，由于陶森甲与近卫早就结识,此时自然为对日联络负责人。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陶森甲作为刘坤一的“股肱干员”代理出席了开院典礼。
四、庚子事变中的“多面性”
（一）参与“东南互保”及战时交涉
戊戌前后日本方面主动发起工作,与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建立起多种渠道的联系,及义和团事变发生,后者为东南互保、停兵议和等事积极借助日力,双方为因应时变不乏互利互益的共识,但各有严守的界限,彼此引援,又互抱戒心。陶森甲作为与刘、张均有亲密关系、并与议外交的当事人,介入深、涉事广,考察其人行迹,可为理解当时交涉实情起到窥斑知豹的效果。
“东南互保”议约暂告一段落后,陶森甲本意打算“回鄂销差”。而张之洞为使身边有人帮助,也向两江正式借人,将陶“调鄂差遣”。当时张之洞苦于“长江弹压需械甚众”,积极谋求“购日本新枪并弹”。但经多方努力,终于未果,不得已尝试其他渠道,陶森甲遂往返沪汉之间,暗中操办,其经营主要的对象为上海大东洋行。1900年7月初, 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已全数来华,派兵数达到22000人,一跃为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福岛安正原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华事务的主要联络人,刘坤一听说其率队来华,于是提议与之有旧交的陶森甲出面,以便“从中保全”。但张之洞对绕过“政府”的私人交涉心存忌讳,忙不迭地一口回绝。
（二）与维新派的交往与合作
在非常时期,陶森甲作为地方政府幕僚,一度被委以重任,身当交涉之责,而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中,同样可发现他为激进政治目标游走中日之间的身影,这些事实已不能用其固有政治身份加以范围。
中国国会成立时,他就是成员之一,唐才常另组自立会,亦与闻其事。起事前夕,在日记写道:“我回上海立刻与陶森甲或张通典二人商议,联合南京文武官员中有志之士的事,完全有成功的希望。” 汉口自立军事败后,井上、宗方等人又以陶氏“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其与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会面,展开营救唐才常的行动。此举目的是为挽救反政府的维新人士,而陶森甲的官方背景恰提供了掩护,尽管最终营救未果,他身上那种驳杂的、并可随时转变的政治保护色尽显无遗。
（三）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
庚子前后,陶森甲深刻介入维新派的活动,与日本民间人士交往密切。同时,作为东南督抚的官方代表,也与日本外交官多有交道,尤其与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关系熟稔。有种种迹象证明,陶森甲在为刘、张服务的同时,又被小田切所利用,反向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
义和团事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调整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北守南进”,目的即为在对华利益争夺战中抢得先手。8月24日,出兵厦门就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由于中方抗议,尤其是列强一致反对,日本为“经营南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收手。在此期间陶森甲曾代表东南督抚参与对日交涉,抗议军事侵入,而在与日人私下交谈中则流露出别样一种心曲。
为解决厦门事件,陶森甲劝日本弃福建而取吉林,为事变善后打算,又提议以割地抵赔款,这些意见也反映出那一时代像他这种以“通洋务”、“具使才”得名的人物所具有的国家观念和外交知识。
五、结束语
就思想倾向而言,陶森甲有着强烈的革新意识,为有所作为,其在政府内外不断换位,并利用日本力量促成目标,但不自觉又被反利用。他在主观上并无明晰的民族国家观念,而造成的客观结果在今人眼中不仅见其“诡秘”,也多可议之处。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难以跳脱中、日两国的历史位置,新旧之分掩盖了中外之别,因此也就烙印上强烈的时代性,体现出其深刻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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