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华人书写:真实比小说更荒诞

马克●吐温华人书写:真实比小说更荒诞

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当他洞明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不让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对于作家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马克·吐温的华人书写就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

19世纪中叶，华人陆续进入美国民众视野，淘金、开矿、筑路、垦荒，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然而华人作为一个突然大规模闯入，且有着强大的历史文化、异域宗教信仰及落叶归根情怀的种族，是很难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去的，一时之间，关于在美华工的负面新闻纷纷扰扰，层出不穷。

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 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

来自传统保守的美国密苏里州的马克·吐温，对于异质的接触起初很是拒绝，初离家时，踏上了种族混杂的西部土地，他就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大发牢骚。

他说"街道上都是些烂孩子，什么黑鬼啦、黑白混血儿啦、白人与半白人所生的混血儿啦、中国佬啦、生为白人但灰头土脸让人难辨黑白的小孩儿啦，把本来就窄的街道挤个水泄不通，要从这一大群人渣中穿过，就是最有耐心的人也会心里窝火，不胜其烦。"

后来他开始在《每日晨报》、《企业报》做记者，撰写了华人准备破坏萨克拉门托河谷铁路的报道，听说了中国人走私鸦片的不折手段，也亲眼目睹了被警察截获的离乡背井偷渡而来的年轻妓女，华人在他的笔下开始以这种小打小闹扰乱社会治安的异质群体形象出现。

马克·吐温从那时起开始有了转变，因为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上鲜少记载的，美国社会对在美华工的不公正待遇。

他看到一群淘气可爱的孩子在一个中国洗衣工的面前赫然变成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小魔鬼，呼喝着抢上前去对其横加侮辱。

他看到警察逮捕一个用石块砸死中国人的男孩子，却不对影响这个男孩子的不良教育观念及偏颇种族主义做出任何调整。

马克·吐温深爱着孩子，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因为他自己“美国梦”的情怀。

美国梦是什么？1620年五月花号帆船上102名追求自由的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来到美洲大陆，全船成员签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

《五月花公约》的签订直接体现了之后一直影响着美国的自由民主、法律契约及个人奋斗精神，马克·吐温的“美国梦”就根源于此。在此之后之后的《独立宣言》中也宣布了“生而平等”，“追求幸福”以及“天赋人权”。

可是中国形象这个闯入马克·吐温视域的“他者”，首先从社会层面动摇了他正在搭构的“美国梦”。

那个时候的华人在马克·吐温看来，就如同一面照妖镜，将美国社会、政治、等等层面有违自由平等之处尽显无疑。

在《苦行记》第54章，他走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写了一系列的华人形象，称他们“勤劳”、“恭顺”、“讲究礼貌”、“只有市井无赖才会戏谑中国人”，对扭曲丑化中国人的社会舆论给予锋利的反驳。

他写了一个在伦敦街头着奇装异服展览的中国人，路人均带着观赏怪物而非同情怜悯的目光，于是他走上前安慰那个人说道：“如此待你的不是美国，是这里的市民，他们的贪婪把他们的人性吞噬掉了。”

后来他在与布莱特·哈特合作的戏剧《阿辛》中，他让一个法律上不能上庭作证的中国人担任一场谋杀案的关键证人，直接构成了对当时法律的质疑挑战。

《苦行记》插图 《苦行记》插图

马克·吐温也借用中国形象来批判美国的政治，后期马克·吐温笔下的华人形象已经不拘泥于“阿辛”这样的个体形象，而是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群体概念。

在马克·吐温提到中国的政论文、杂文以及演讲稿中，都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反讽的手法，他用勤劳，自给自足的蜜蜂来隐喻中国，用高度文明的蝴蝶隐喻西方列强，对蝴蝶强迫蜜蜂进入到自己的文明体系，却又对蜜蜂逐渐崛起而产生“黄祸”的忧虑进行了看似冷静的嘲讽。

在马克·吐温看来，美国一系列所作所为与其所标榜的文明本身就构成了一组反讽，当梅子明向中国索求高达十三倍的罚款之时，也就将基督教的宽容、慈善断然否定了，而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也是应该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

除中国之外，他还对菲律宾、印度等等都抛出了橄榄枝。他还写过《致坐在黑暗中的人》、《为芬斯将军辩护》、《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为刚果的统治辩护》等文章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马克·吐温始终为做好一个世界公民而努力着，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反对种族歧视与宗教迫害。

1868《蒲安臣条约》的出台让马克·吐温兴奋异常，他将蒲安臣称为“世界公民”，并立即提笔为条约进行逐条解析。

其时正逢美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修筑太平洋铁路，在这份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对等条约的影响下，很多怀着五月花般美好梦想的中国人远渡重洋而来。

铁路竣工之后，大批失业的黄色种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社会压力，1870年洛杉矶发生的排华暴动让马克·吐温痛心异常，紧接着在1882年美国推出了《排华法案》，可以说让马克·吐温的“世界公民”斗争遭受重创。

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 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 19世纪末美国唐人街

18世纪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写过《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作者假托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借以批判英国本土社会的黑暗。马克·吐温刻意借名于此书，写了《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在这篇书信体小说中，小说里中国主人公出国伊始就在信中写到，“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俨然是作者对自己理想中美国女神的告白，可是小说却在中国人对现实美国的绝望中结束，更像是马克·吐温本人理想之于现实的绝望。

后来在《我就是义和团》里面，马克·吐温不无愤慨和悲凉的说：“我的世界和平梦破碎了。”

马克·吐温不是政客，没有功利主义的狡诈，他靠着纯粹的个人奋斗成名，是一个希望揭露一切黑暗的记者，一个有着浪漫主义、自由主义、英雄主义的作家。

他对中国由具象到抽象，渐进深入的过程，也是他对美国社会以及政体认识清晰化的过程。他通过反思美国对待中国的种种不完美，将自己“美国梦”和“世界公民”的梦想完美化，当然很多人都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像马克·吐温这样能够坚守己见，不忘初心的人毕竟不多。

一个热衷于文字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受大众热烈追捧或是群起攻之，是第一步，能够真正影响到几个个体的生活，是第二步，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乃至全世界才是写作的终极目标。

可惜的是，现在的很多人不过只达到了第一步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或者说太多人所追求的，目光所及之处不过是这第一步而已。

O型血，白羊座，精力充沛，笔耕不辍，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个文坛斗士形象，用他辛辣幽默的笔触揭开一个个黑幕。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既有着影响世界的野心，也有着发自内心的人类关怀，写我们看到的，更能写出我们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