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

 

我一直没忘记稻花田里的那个“姑娘”，和他身边那个城里的男人。

（1）

  “姑娘”是我抚养长大的。他住城市的爹娘把他送过来的时候才丁点儿大。他爹娘把她打扮得像个洋女娃儿。我们叫他姑娘，但他并不是个真姑娘。他跟着我，也只是因为没人要他。

“姑娘”也有个毛病——他喜欢套个纸箱在头上。纸箱有三个孔儿，看东西的，呼吸的，吃饭的。僻静的他不跟别的孩儿打闹。找不到人时，就去稻花田里找。花田大，但就那么一棵果树立在中央，“姑娘”窝在树下也不捣鼓啥，就靠着树干子发呆。金黄的稻花刚好遮住他的身子，却遮不住他的纸箱头。所以他把纸箱换成了棕色。

没人敢来招惹他也只因为是我养的。我不疼他，他也挺听话。

赶上他六岁生日那天，他对着稻花田许愿。

“叔，我想要一个新的纸箱”

“改明儿叔……让稻花田给你买昂”

结果第二天他就套上了新的纸箱。当他戴着新纸箱从花田跑回来时我还在准备午饭，他见着，便向我扑来。

“谢谢叔！”

“叔可没工夫送你东西。去谢你的花田去！”

“谢谢叔！”

“……”

臭小子……

（2）

他九岁那年，老阿哥的堂兄就过来了。

  那天“姑娘”照旧去了稻花田，戴着他的纸箱子。回来时还带了个男人，从城里来的。那就是老阿哥的堂兄。

我让他待在客厅等老阿哥。“姑娘”却说要带他去趟花田。我没搭理他，回到客厅时两人早跑没影儿了。

直到黄昏老阿哥才回来把男人接走了。留下“姑娘”一个人待在花田待到了深夜。我去找他，就看见他坐在花田里，手中抱着他的纸箱子。他的背影在花田下若隐若现。

那时我第一次看见“姑娘”的模样——一个长得还算清秀的小子。走时我问他怎么把纸箱子摘下来了，他没回答。就这么走了一段路，他还不断问我

“叔，那个人明天还回来吗？”

  我告诉他那是老阿哥的堂兄，住的离我们远。他固执，说多远都要去找那人。

“那要是人家不待见你咋办？”

“……”

“姑娘”沉默了。我知道他这是伤心了，

“得，改明儿叔带你去找他”

这小子，刚才还装出幅委屈样儿，转眼间又快活了。

第二天我带着“姑娘”去找那个堂兄。过去时就老阿哥一个人坐在摇椅上。问他那个堂兄去哪儿了，他却回答个“不知道”

我只好带着“姑娘”回家。他没吭声，扭头跑走了。我知道他是去了花田，也没理。

这次回来得早了些，相比昨天而言。姑娘回来时我还瞟见一旁，那个堂兄的背影逐渐远去。还没等我问，“姑娘”就先开了口。

“叔！那人就在田里！他在看花！”

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我去花田找“姑娘”时，他就坐在树下，那个男人就在他旁边牵着他的手稻花也掩不住。我看见，他们的背影融在了秋风中。

（3）

那个堂兄在这儿留了有半年久，村里也就“姑娘”对他熟悉。稻花田里除了那个纸箱头的怪小孩之外还多了一个男人的背影。他陪“姑娘”在稻花田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但“姑娘”乐着我也就不多操心。

七月底我从“姑娘”口中打听到那个堂兄要走了。

他第一次哭了。

老阿哥的堂兄走的那天，“姑娘”在车站坐了很久。我坐不住，牵着他走回村子。半夜，他一个人溜出来，又走回了花田。

（4）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老阿哥的堂兄。有人说他是去大城市快活去了，也有人说他是在城市安定下来了。“姑娘”呢？他没再提起那个男人，也不信村里人的猜测。他摘了纸箱，让自己的相貌暴露在外。

单看相貌是无法确定姑娘怪癖的原因。他不愿说，我也就没问。

两年就这么过去了。在他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带着他来到花田许愿。

“叔……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外头”

“等你长大”

“那我想现在就长大可以不？”

“你问花田，看他同意不”

姑娘扭过头看向稻花田。恰好吹来一阵凉风，稻花田中的稻花被吹得晃了晃。一整片的稻花晃起来，看着像是在点头。但“姑娘”心里清楚。

“叔，我想要个气球”

“改明儿让稻花给你买去”

第二天姑娘拿到了气球，然后放跑了。气球越飞越高，消失在他的眼里。

（5）

姑娘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从他刚来村子的那会儿算起也有十六年了。他告诉我他想去外边，去大城市看看。我便从老阿哥手里顺了一张车票。

“听着，这是车票。明儿我带你去车站，你就跟着六子走，到了那边会有人接应你。”

“知道了”

第二天六子带我和姑娘去了车站。车来得刚好。但在排队上车时，姑娘却回头看着我。

“叔……”

“叔什么叔！去那边混好了日子再回来叫我叔！”

语毕，姑娘转身上了车，头也没回。六子和我都看见他在抹眼睛。

“你还真把他养成了个姑娘”

六子开我玩笑。

半夜我醒来，在村里头瞎溜达。我路过那片有果树的稻花田，不自觉的往树下看，但树下偏偏没有人，只有几个熟透了的果子从树上落下，摔烂在了地上。

（6）

“姑娘”这么一走就走了好几年。我时不时还想着打个电话去问问，尽管我一直没打。

大概是“姑娘”走的第三年，六子突然跑来说阿丽（接应“姑娘”的人）来电话。我接过，那头传来阿丽的声音

“哥，你家那小子咋总嚷嚷着要找什么人”

找什么人？我哪知道。“姑娘”在外头过得怎样我也不清楚。

“不知道。你让他去找。让他自己去。”

（7）

又隔了几个月，眼看着“姑娘”走了快四年了。我还是决定打个电话给阿丽。在走去电话亭的路上，六子又一次拦住了我。

“哥，你过来”

他向我递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块崭新的石碑，两旁还放着燃尽的蜡烛和水果，纸钱的残片还散落在四周。

“这谁的？”

我问起六子。

“老阿哥他堂兄的。前几天刚走。”

“那小子呢？”

“他……”

还没等六子接过话，一阵电话铃就急促的打断了他。不是别人，正是阿丽打来的。

六子急匆匆地跑去接电话，说得很小声，但随后六子便把电话给了我。

“阿丽？”

“哥，你方便过来一趟不？”

“你家那小子……进医院了”

（8）

  我和六子一路赶去城中，阿丽从车站将我们接到，随后开车把我们带往医院。

一路上，没人说话。

到医院时已经很晚了。我走进病房，“姑娘”正躺在白床上，脸色发白，浑身冰凉。

阿丽站在一旁不敢吭声。六子也只是看着。我蹲下，将手放在“姑娘”的额头，一阵凉意随即蔓延我的神经。

“昨天才见着的，就靠在墓碑旁，冻得直哆嗦。找到时已经没了知觉，昏到现在。”

阿丽说得很小声，但我能够听见。

那几天我和六子就待在阿丽家，轮流去照顾“姑娘”。直到他醒来。

“姑娘”醒来时刚好是我照顾着他。他看着我，一言不发。

“叔……”

我没有责备他，没有问他。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消瘦。

“先吃点东西”

我打断他。阿丽这时刚好进来，带着护士给他换药。

几天后，“姑娘”就康复出院了。我和六子准备回村子，但我并不打算带他回去。

“你在这和阿丽过会好些。”

“姑娘”没说话。我们离开的那天他也没来送我们。我们就这样走了。

（9）

又过去不知多少个春秋，当我和阿丽再一次联系时，她告诉我“姑娘”在城里头的生活。

“那小子现在混得风生水起。他自己开始写作，画画，有了名气。”

阿丽讲得兴奋。

“但……”

她突然停住了。

“他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死活不肯找。”

“让他自己决定”

我告诉阿丽。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张阿丽寄来的照片。是“姑娘”的生日派对。他就坐在中间，头上套着纸箱，看不见脸。我问阿丽他怎么戴个纸箱，阿丽说

“从他出院后就很少摘下这个纸箱了。”

（10）

  他纸箱头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他灿烂的年华中，直到他三十五岁那年因一场大病而去世了。而他的遗产一部分给了阿丽，一部分留在我这。

我把那笔钱留在身边，从未动用过。

“姑娘”留给我的遗书我看了无数次。我记得他说希望自己能够埋葬在那个已故的堂兄旁边，他希望我能够用那笔钱过上好日子。

我从他的遗书中得知他曾经极度害怕被被人看见，所以习惯把纸箱套在头上。

但我从未忘记遗书的最后一行，用断了墨的钢笔写下的

“叔，我好想再去看一次稻花”

（11）

他这一生无婚无子。他的童年被打扮成一个姑娘。他早早地过上了艰苦的日子。我不能给予他什么，但他却从未憎恨过我。

我又回到了那片稻花田，秋风依旧。在那颗果树下，一个破旧的小纸箱还埋在泥土里。我捡起它朝着远方望去。

我仿佛又看到那个纸箱头的怪小孩和那个男人的背影，他们面向天际，在稻花中悄然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