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上）丨时尚之门 3-15

第十五回  时尚之门  李瑞环决策壁画展 韩铁城巧续时尚缘

春天的故事（上）丨时尚之门 3-15

　【导读】1979改革开放初期，春天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在这一年春节，消失多年的交谊舞再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银屏上，一批曾被批评为“毒草”的电影有机会与观众见面。

一、春天的少女：首都机场壁画“裸女”被遮十年

1979年的中国，不妨从一幅壁画说起。

1979年是建国30周年，各行各业都推出了“国庆献礼”。新建成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需要一些艺术作品来做机场建设。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找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仃，他们选中了壁画。很快，张仃组织了全国多位美术工作者，成立机场壁画小组。

1978年末正在云南写生的袁运生，接到工艺美院院长张仃的邀请。在云南的写生恰好为袁运生创作机场壁画提供了素材。他选择了傣族最具代表性的“泼水节”。

可要画沐浴的场景，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为了通过审查，袁运生在草稿上一直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衣服的。可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袁运生偷偷把线去掉了。

壁画完成之后，李瑞环拿不定主意，叫人先把房间的窗玻璃和门用纸张糊起来，说等邓小平看完之后再由他来决定。在他看来，这位总设计师在法国留学多年，尺度应该不会太严。

果然，邓小平来机场看到这幅画时候，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我看可以嘛！”

9月29日，首都国际机场的落成，由7副壁画组成的机场大型壁画群亮相。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系列壁画作品，它走进阔别已久的公众视野，让当时的中国人激动，振奋，也很快陷入震惊。

由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着几个正在沐浴的傣族少女，身无片缕，曲线毕露。在公共场合出现裸体画，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壁画开放后的一个多月里，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海外媒体则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给机场壁画很高的评价，将它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美术创作成果。随后，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画系，袁运生转入壁画系任教，当时袁运生感到，艺术的春天真的来了。

但是，时隔不久，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有人说这是民族问题，有人说不能出现裸女，至少得加个裤衩，不行就撤掉。

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找到袁运生谈话，袁运生认为改画将会成为一件丑闻，坚持不改画。喧闹中，对壁画《泼水节》和袁运生的讨论逐渐升级，当时有人恨不得以流氓罪把袁运生送进秦城监狱。

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了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专门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找来很多傣族学生，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让他们批判。

为平息矛盾，三个裸女的身前竟被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但是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最后干脆用木板将有人体的这部分封死。袁运生有些万念俱灰，于1982年8月举家迁往美国。

在袁运生出国后不久，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了浴女的画面，这一遮一挡竟然就是十年。1990年，袁运生的哥哥袁运甫带领一群工人为机场壁画涂保护液。工人觉得麻烦，也没请示就把墙拆了。裸女这才重见天日。

2002年，航站楼装修后，壁画得以保存了下来。在中国嘉德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袁云生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最终以2128万元的高价成交。

历史总是伴随着笑声（莫里哀）。当年的争议早已在时代中湮灭。虽然这件作品的命运一波三折，毕竟为女性图像的表现打破了一层禁忌。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意义的视觉冲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二、、“裁缝”造访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1月，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天津地毯厂一幅以绿色为基调的长城图案挂毯，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并留下名片。

韩铁城当时是中国驻法大使馆商务参赞。第二天，韩铁城带着地毯小组去拜访皮尔•卡丹，没料到皮尔•卡丹几乎没犹豫就同意了出价。

几天后，皮尔•卡丹打电话邀请韩铁城去协和广场的马克西姆餐厅吃饭，他正式问韩铁城能否帮着他去中国。韩铁城当即答应，但回去汇报时领导训了他一顿，说时装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东西。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也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皮尔·卡丹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到中国制造和销售纽扣。中国人口超过10亿，一个人总得有几件衣服，而不管上衣还是裤子都要用到纽扣。就按一个人一年至少使用30颗纽扣计算，那么整个国家每年就需要300亿颗纽扣，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啊！

1978年，皮尔•卡丹终于得以游客身份进入中国。这时候的中国人还是“蓝蚂蚁”，北京满街都是军便装和中山装，甚至不好分辨男女，人们不知时尚为何物。

皮尔·卡丹身穿毛料大衣，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当时的中国一直将时尚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批判。人们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依然保持着刻意的警惕。

尽管如此，这位冒险者”从此开始书写数十年的市场传奇，也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尚的“盖头”。

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中国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一位金发女模特在T台中间停下，兴之所至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三角裤，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强大冲击波。

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

1980年11月，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在北京也在做着同样工作的宋怀桂，她面临的首个难题，也是找模特。

贡海斌原为北京一染坊工人，宋怀桂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和张铁林、方舒一起拍戏，一“试镜”，对衣服别有感情的贡海斌决定留下来。但是贡海斌的父母却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放着好好的电影不拍，做什么模特；二是在他们看来，模特就是脱光了让人画的，是个“下贱的职业”。

后一种理解成为当时对服装模特的一个普遍的误读。当时模特队里年龄最小的石凯，后来被称为中国真正的“第一名模”，那时候经常被父亲威胁“如果敢登台表演就打断你的腿”。

北京的模特表演队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几乎全部来自基层。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纺织女工。他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

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模特就要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了。

贡海斌除了第一次登台的紧张因素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担心。因为所有模特事先已经被告知：由于考虑到模特们原有的服装包括乳罩、底裤可能会破坏卡丹服装的线条与美感，因而皮尔·卡丹要求，在换穿卡丹服装之前，要把原来的衣服全部脱光，这就意味着后台的更衣室是“裸体相对”，这在当时简直不敢想象。

有人觉着后台男女模特混杂换衣，觉得“不方便”，给他们中间加了一块幕布，皮尔·卡丹发现后要求把幕布拆掉，他说：“我们的男女模特一直是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没什么不方便，作为服装设计师我要像医生了解病人一样了解模特形体。

”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