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高中毕业之后，我成为一名建筑从业者。
作为中部一座新兴城市，它正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周边乡镇紧跟城市发展脚步，大量的土屋在推倒重建、破败的楼房急需翻新。这也催生了大量的建筑岗位，每年暑假有众多的在校学生或主动或被动来到工地接受历练，然后在开学季到来时重新回到书桌前。
工地又恢复往日的情景，饶是如此，建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仍呈现老中青三分天下的局面。
年轻人的趋之若鹜彰显着它不可阻挡的魅力，有人打算把它当作长久的事业来经营；有人把它当作通往罗马大道的一个跳板；也有人在目标未明朗之前把它作为暂居地。它以无限的包容力承载着五彩缤纷的梦想，也在无形中收割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大浪淘沙，把异梦者送走，把适合者留下。
这是属于建筑业的黄金时代，它的零门槛准入机制吸引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投身于此，只要身无残疾，都能在此谋得一个饭碗。当一个群体着热、沉迷于此，它便会散发无限荣光，继而辐射周遭人群，俘虏属于它的大批受众，我成了众人中的一员。
如雨后春笋般，城市周边寄居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包工队，大家都想在城市的建设中分得一杯羹，包工队规模大小不等，其中尤以二三十人左右规模的人数为标准配置。每支队伍的构成都如出一辙，呈简单的金字塔结构，顶部是一至两名技术全面的瓦工，为整栋楼的建设兜底，中间是为数众多的基础建设者，再下为按命令行事的小工。
工资也以阶梯状呈现，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于大量的人员空缺，包工队之间互挖墙脚的情形比比皆是。
但凡有人想提高待遇，跳槽不失为最有效的手段。即便如此，向上的通道也仅限于下级往中级地流动，更高级别的瓦工仍是市场最紧俏的稀有对象，而培养一个全面的瓦工少于两年是办不到的。
人员流动太过频繁，因而也没有包工头胆敢花两年的时间特意去培养一个好瓦工，谁又能保证当自己付出巨大的资源后，而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所以在很多的施工队中，包工头往往是一体两面，一是管理者，二是技术垄断者。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除了就餐时间，他们都在工地忙碌。他们盼望着下雨天，也讨厌着下雨天，（下雨可以从沉重的工作中暂时得到解脱，得到休息，但也意味着没有工资收入。）这种矛盾心理，一如他们的人生，既在快乐地活着，也对不确定的未来担忧。
二
老乔是我熟识的第一个工友，40多岁的年纪，因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面相苍老。在我入行时，他已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了近十年。他不苟言笑，人倒和善。老乔做事不急不慢，任你好说歹说、心急如焚，他都云淡风轻，从容保持同一节奏，大家都称他“老一档”（我们这里称谓档位已定，缺乏加减速调节功能，只能保持匀速前进的人）。
因此，他的工资也拿得最低。老乔的无欲无求、安之若素，淡化了他的存在感，但也加重旁人的别有用心。白天还好，大家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彼此打闹的机会较少。
当夜晚降临，老乔便成众人戏虐的对象，每逢此时，他不吵不闹，脸上挂着不置可否的微笑。夏日的夜晚湿热且漫长，忙碌一日，众人在此时才能稍作休憩，为明日的到来养精蓄锐。人们三三两两或围聚一处絮闲话、拉家常，身侧是打开的啤酒或下酒的小菜，他们把它作为一天辛苦劳动的犒赏。
大多时刻，老乔会在晚饭后远离众人，在熄灯时分，又回到床铺。几次我从小卖铺回来，见他独自坐在道路旁的石墩上抽烟，他勤俭惯了，不舍得买瓶啤酒消暑，商店里的廉价烟也不舍得买，买几毛一盒的烟丝，再用废纸包卷，过过烟瘾。他头沉得很低，有时从他身旁经过，他也并未知觉，在黑夜的掩映下，他乐得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他似乎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而这种偏安一隅的处境也并未让他置身事外，有他在的地方总有风暴形成的漩涡。
他的懦弱可怜，不会得到他人的同情，有时还会让好事者变本加厉。工地的生活如一滩死水，老乔的存在就像随时被掷入水中的石头，只有如此，死水才能荡开一圈圈涟漪，生活才能多点趣味。人是挺奇怪的物种，为了证明自己是卑微丛中的高尚者，为了凸显自我优越感，他们需要一个更弱小，更无害的欺凌对象。
老乔的老实木讷让人讨厌，又令人狂喜。（厌的是在被遭到冷嘲热讽时，他不会反唇相讥，缺少相互间的配合度，你来我往的好戏容易变为自娱自乐，喜的是他的沉默，又能恰到好处的凸显众人的优越感。）
我们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私下保持着惯有的礼貌，既不疏远也不太过友好，这种尺度地拿捏，让我随时有转圜的余地。
而他对我这种举动解读是友好的信息，所以在很多时候，我比别人有更多机会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他至今未婚，前些年盖房子，把所攒积蓄花费一空，近年身体大不如前，可生活还得继续，少不得奔波劳累。随着年纪渐大，心中不免胡思乱想，想到年老之后身边没有子嗣可依，就想多挣些钱，以防养老之用。
我无法对老乔的处境感同身受，有时我会以看客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但都被无视，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老乔离开这里，找到了新的东家。我想也好，与其在此处忍受身心的煎熬，不如另换一种环境，我在心中默祝他好，但又担心他会沦落到相同的处境。
再见老乔是在三年后，那时我已是技术全面的瓦工。他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来到这片工地，面容更为苍老，腰围明显增加一大圈，我打趣他几年不见，别的工地伙食倒是太好，竟整出了啤酒肚。
我安排他睡我右侧，因忙活一天，我倒头就睡，深夜睡梦中隐隐听到有呻吟声，从梦中惊醒，才发现老乔在捂着肚子叫疼，有汗珠从脸上滚落，大家商议要拨120，他摇头说不用了，忍忍就好。
翌日清晨，他起得比任何人都早，打量情况，看他病势稍减，可精神状况却不容乐观。问他此种情况是突发，还是有些时日，他告知最近老是如此，心想就是肚疼，忍忍也就罢了，去医院要花不少钱。继而他倒坦诚在另一个工地也因此问题被告知不敢留用，便打算另换一家碰碰运气。我终究不放心，不许他上工地，劝他去医院瞧病。
他面露为难，问我能否先借他点钱，昨天来时身上只带了坐车的钱，一天活没干，又提前支取钱让他很是过意不去。
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因他没有手机，也不曾联络上。两个月后得到消息，才知道他已撒手人寰，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
听闻此讯，让人唏嘘不已。工地是一个热闹场，有人在加入，有人在离开，也有人在永别，在卑微的尘世里，没有人会在意。
三
我第一次见到小李是在2007年暑假，在父亲老李的“挟持”下来到的工地，他背着鼓囊囊的书包，青涩的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老李带着两大编织袋行李，手提肩扛，卡着中午饭点进了大门。
午饭过后，工头催促大家上工，小李磨磨蹭蹭，身上衣服不曾更换，老李几番催促，丝毫不起作用。老李面子上挂不住，有些恼火，众人看在眼中，一个劲地打圆场：“孩子刚来，下午先歇歇，挣钱也不急这一时半刻。”见众人帮腔，老李才顺阶而下，随众出门。
老李家中境况不好，妻子多病，多年来一直靠药维持，家里一应吃穿用度全靠他打工收入。家中三个孩子都在学堂，外面债台高筑，寅吃卯粮的日子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从老李的絮叨中得知这个孩子在家排行老二，就读于市重点高中念高二，学业成绩一向很好。当父母的对孩子哪有不心疼，可巨额的学杂费又像催命符，让他不得不把二儿子带来工地挣点小钱，身上的负担减轻一分是一分。
可孩子另有考量，想趁暑假在校补习功课，二人几番争执，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老李的“威逼利诱”下，儿子只得屈服。
每个家庭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情况在工地太过普遍，众人听听随口应承下也就成过眼云烟。
晚上收工回来，隔壁房间竟被小李收拾出来，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那是间地面潮湿、空间逼仄，无人居住的屋子，经被他拾掇，倒也还好。简易的床铺紧贴墙面，用砖块垒得石板桌依偎床沿，凹凸不平的桌面堆满各种学习资料。
大家见此情景，拿小李开涮：“这孩子真知道上进，我家那个要是有你一半的用功劲就好了。”有言辞恳切的，有抑扬顿挫的，小李充耳不闻。
工地生活就如一个大染缸，不管你进坑时出于不经意还是迫不得已，一旦落定，在一眼可望到头的前路里，要想上岸，唯有自救，否则只能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人生常态或是在无能为力之后，把自己置于自怨自叹的境地。前者虽有认命成分，但不失为聪明的做法，生活上的行尸走肉，也会对思想起到很好的麻痹作用。后者只会让人明知在虚度时光，却只能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之力，身心继续惨遭蹂躏、鞭笞更让人可悲。
体力劳动让小李不堪重负，下工回来就像初来的我们，把自己往床铺上一摊，再一点点找回消失的自己。度过两天适应期后，小李回到书桌前，把头埋入书海。不同于大多数工友喜欢在晚饭后天南海北地瞎侃，我们这群较为年轻的同龄人会把大量的时光砸向网吧或台球室，然后在熄灯前三五成群地返回宿舍。
小李如同一个异类，不扎堆，不从众，我们私下对小李“装模作样”的架势心存鄙夷，打赌看他何时能放下矜持，去掉“伪装”，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划定的期限是十天，无人在乎赌注为何物，在意的只是“同流合污”的欢喜。
可事实上，小李的倒戈行动并未发生，上工干活，下工就一头扎进书堆里，而周围的嘈杂与欢闹都跟他无关。
日子的一天天行进，也意味着我们的同化行动宣告失败，“那就是个读死书的呆子。”我们不无悔恨，揶揄地说道。
他的宿舍是被隔绝的孤岛，无人染指。两个月后，小李因为开学离开工地。这个被大家戏称为“钉子户”的离去，让我们如释重负，被阴雨笼罩的天空再现晴朗，作为庆贺，我们饱食一顿大餐。
2008年暑假，我再次见到小李，这一次他背着行李独自前来。此时老李还在那家工地做工，他不想同父亲待在一处，辗转要到我的电话号码，少了父亲的庇护，感觉上他成长了不少，见面少不得嘘寒问暖、细问详情。
不同以往，这次是他主动要求前来工地做工。等待高考分数的日子太过漫长，那就能做一天是一天，有了上次的经验，他干起活来虽称不上有多熟练，但也丢掉了前时的稚嫩。他时刻关注着高考的信息，那是有关他前途命运的宣判。
在得知分数那天，他义无反顾离开工地，至于后来发生什么，也只是在很久之后才从老李口中掏出答案。
他第一志愿填报的是福建的一所985高校，但分数相差了十几分，只能与其失之交臂。简单盘算后，也不通知家里人，直接回校复读，准备再度冲击高校殿堂。
家人不明所以，去学校“兴师问罪”，及至了解其中情由，便劝他选个二本学校就读也可，复读一年只会加重家中负担，他拧得厉害，丝毫不为所动。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考入东北的一所985高校，再后来进了一家国企，扎根北京，娶妻生子。
有时我会莫名地想起小李，他的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可能正是我们身上所缺少的。
四
2010年左右，民居建设市场已日趋饱和，房屋翻新重盖的浪潮已趋于停滞，僧多粥少的局面业已形成。
大量的年轻人或被迫转行，或投奔更大的工地，而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是拖家带口的中老年群体。身负枷锁，另谋出路他们没有重头再来的资本与勇气。离开熟悉的环境，加入更大的工地，他们又担心自己的技术达不到规定的严苛标准，也怕缺乏邻里之间的信誉背书，从而白忙活一场。（民居建筑从业者大多都是裙带关系或彼此相熟，知根知底。）
恶性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争得活干，包工头不得不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在得到建造资格后，再压低民工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变相得到最大利润。
民居建设的日趋停滞，让从业者不得不走出固有的领地，探寻向外的边界。那时我跟随的是杨姓工头，此人胆大，心胸开阔，加之又会来事，在资源日渐枯竭，其他包工队陷入无活可干的半开工状态时，他手里的活计多得让人艳羡。
彼时他通过各种运作，承建了某村委会办公楼的项目。这个工程对民居建设者来说太过宏大，对专业的工程队来说又不屑一顾，他却如获至宝，筹划好好大干一场。事实上我们都对此形势估计得太过乐观，因为凭借我们的惯性思维，三层的砖混建筑于我们来说只是手到擒来之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及至真正施工才发现困难重重。
因为施工地点位于煤陷区，煤层的过度开采，导致地面下陷，水位上涨，对于施工有太多不利因素，甲方对建筑强度有诸多硬性要求，图纸也一改再改，并三令五申要严格按照标准施工。
我们这时才发现自己对当前的形势预估不足，在民居建设上的小打小闹惯了，真正上了台面，才发现囊中羞涩、空无一物，对纷至沓来的局面束手无策、疲于应付。杨姓工头惯用的口头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时再也觅不到踪影。
工期紧急，又不得迁延时日，既然揽了瓷器活，又无金刚钻，少不得另请高明。这样一来，以前不曾料到的费用层层袭来，严重超出预期，可又不敢让工程烂尾，影响信誉。只得从家中拿钱对付眼下的局面，好在一年之后，工程通过验收，顺利交付，杨姓工头才稍出一口气。
可考验还在后头，建筑行业往往是施工容易，要钱难，这是不变的魔咒。上面拨款难，下面的工友要养家糊口，杨姓工头夹在中间左支右绌、东筹西借，一步步捱过难关。要钱的日子里，少不得左右逢源，上下打点，好在他长袖善舞，得到部分工程款项，至于尾款，几分动作之后，也不再有其念想。
但凡再有此类工程，他再也不敢乱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从中总结出来一句经验：施工难，工期长，回款慢，坑难填。
也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巨大短板，开始脱离民居建筑行业，加入更大的工程建设，并逐步成为工地技术人员。
从2006年到2015年，我在建筑行业浸淫了近十年，在这里见识过处在生活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有过挣扎，有过彷徨，也在他们说道儿女的荣光时，记录下他们眉飞色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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